一部作品最能动人心魄的力量，在于它与时代精神的共振，它对历史趋势把握阐扬的深刻程度，更在于它对时代局限与困顿的形象化体现。“忠”与“义”的背离与冲突构成了《水浒传》悲剧主题的复杂性、必然性和深刻性。研究者注意到了《水浒传》中“义”的复杂性，“义”并非只是传统道德中的合宜、正理，友谊与牺牲。
夏志清称之为“匪党的道德”；孙述宇称之为“同道中人之间水平的忠”，是他们之间的“互相撑腰”。梁山好汉所表现的多种层面的“义”，产生自宋代以来平民社会的发展，是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由金钱运转支配着的新的伦理道德。具体说来，盛行在江湖道路与市井里巷问的“义”，体现了宋代以来的民间社会所具有的，平民的发展与政治重要性的衰退这两个根本特征。
它和官方史书中的“忠义”观念以及驯服于王权的“忠”，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与龃龉。从这个意义上讲，水浒故事的悲剧性结局具有启发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在宋元时代，下层市井社会流行的“义”，其本质是庶民间自律、自助的行为。洪迈(—年)《容斋随笔》卷八“人物以义为名者”，归纳了六类“以义为名”的人和物。
其中有“仗正道日义”“至行过人日义”，这个“义”出于每一个个体的自主性、公共性的活动。孟子曾说“义，外也，非内也”，在正直、仗义之外，还有从外来而非从内生的意思。在宋明以来，具备了开放性、流动性和弹性的庶民社会中，“义”——公义、仗义、正义的道德准则开始流行。
“义”这种行为，不但在“游民”这种脱离了乡土与社会秩序的阶层中存在，在“社会中间阶层”——“跨农村与新兴城镇的中产阶级”当中，也多有公心好义之士。这种道德本质上，是商品经济意识中形成的利益交换准则的延伸。无论是水浒英雄酷虐的“有仇必报”，还是《隋唐遗文》中秦叔宝温情忠厚的“有恩必报”，这些故事中的人物都践行着民间的道德一一对等的“报”。
而“忠”则要求放弃自我，没有理性的绝对服从。所以“忠义”一词，虽然被一体地概括成为梁山好汉的政治纲领、道德标签，但在宋明时代，“忠”与“义”已经是两种道德和价值观。这种趋势也表现在其他文学样式当中。如明清戏曲中的“忠义”虽然大多延续着庙堂话语，像李开先《宝剑记》、冯梦龙的《精忠旗》、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歌咏的林冲、岳飞、左良玉之“忠义”，与庙堂之“忠义”区别不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苏州的市井戏曲家李玉《清忠谱》里，则将“忠义”许之市井里的颜佩韦，市井中人因为他“听见不平，忿忿大怒，道他是个义士”，赞其“怀公愤，是忠义俦”，则此“忠义”，同样表达的是民间道德观念的“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