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慧读古典
任何作品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必然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思想息息相关，《红楼梦》当然也不例外。《红楼梦》只能成书在清初的康熙年间，而绝不可能如胡适派红学所说的成书于清中叶乾隆年间。
提起清代的历史，文字狱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话题，论述清代的历史和文化，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文字狱的话题。
清廷以异族入关，文化落后，在夺取江山的过程中大肆杀戮。在坐稳江山后，又凸显了文化的不自信，其中的一个表现则是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在历朝历代中，以清朝为最甚。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后发生了数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
清朝最早发生的较大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廷鑨《明史》案。庄廷鑨从明朝宰相朱国桢的后人那里，买来一部朱著《明史》中《列朝诸臣传》稿本。朱国桢的《明史》已刊行于世，《列朝诸臣传》是未刊部分。庄廷鑨将它和自己所补的崇祯朝历史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补的崇祯朝历史，对清人有攻击之词。公元年，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鑨已死，结果被刨棺焚尸。他的弟弟廷钺被杀。为庄书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杀。南浔镇有个大富翁朱佑明，和吴之荣有私仇，吴嫁祸于他，说庄书序中所称“旧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结果朱佑明和他的五个儿子也都被处决。此外，牵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书商、刻工、列名书中的人等等，有的罢官充军，有的处死，这个案子一共处死七十余人。
也正是有“明史案”的前车之鉴，使得文人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写清初的那段血泪史，要写只能晦涩地隐写。丁耀亢在《续金瓶梅》中借写金兵在扬州屠城影射清军在扬州的屠城暴行。但这样隐写，还是给作者带来了麻烦，丁耀亢因此入狱，差点死于非命，经友人营救，贿赂各级官员方才出狱。
清代康熙朝的文化环境还算比较宽松。《明史》案因为太过明目张胆地反清，这才惹得鳌拜掌权时的清廷忍无可忍，下此狠手。
清初另一个比较著名的文字狱是《南山集》案，又称戴名世狱案。戴名世著有《南山集》，书中采用了桐城方孝标《滇黔纪闻》一书的材料，对南明诸王朝颇发感慨，寄以同情，并书南明桂王永历年号。公元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奏戴名世为书狂悖，结果戴名世被斩。此案根据原来刑部的判决，牵连三百多人，但康熙对汉族文人实行怀柔政策，所以只处斩了戴名世一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为了笼络人心，采取了怀柔政策，对文人还算比较宽容，只要在文章中没有太“出格”的文字一般不予追究。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一些由明入清的文人怀着对明王朝的怀念和对清王朝的鄙夷，在一些诗文中用隐写的手法，来抒发自己对明王朝的感情。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就表达了对清王朝的鄙夷和蔑视，以及对反清志士的无比同情，也隐约鞭笞了清军的屠城暴行。如《夜叉国》就将清廷比作食人的夜叉，极尽嘲讽愚弄之能事；《鬼哭》一文，着力描写清军在淄川的屠城，如：“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并称清初戏曲界的“双璧”。《长生殿》承续自唐，以安史之乱为故实，审视外族入主中原，以帝妃之间缠绵情爱的覆灭为媒介，让人们在对爱情悲剧唏嘘感叹的同时，引发对悲剧原因的思索，展示了强烈的遗民情绪。《长生殿》中，借用雷海青骂贼之语言，把“恨仔恨泼膻腥”的外族侵略者，“大家都是花花面”的投敌变节者，统统骂了个狗血喷头。挺身而出的是位卑身微的乐工雷海青，他对安禄山报以正气磅礴、大义凛然的怒骂，并以乐器击贼，不惜以身殉国。他一骂安禄山兴不义之师、颠覆社稷：“恨仔恨泼腥膻莽将龙座渰,癞虾蟆妄想天鹅啖，生克擦直逼的个官家下殿走天南。你道恁胡行堪不堪？”二骂满朝文武变节趋奉、认贼作父：“平日价张着口将忠孝谈，到临危翻着脸把富贵贪。早一齐儿摇尾受新衔，把一个君亲仇敌当作恩人感。咱只问你蒙面可羞惭?”
作者没有在此停笔，而在雷海青被杀后，将笔锋一转，通过四个伪官的说唱，把那些叛降者心灵深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一个乐工，思量做起忠臣来，难道我每吃太平宴的，倒差了不成?”“大家都是花花面，一个忠臣值甚钱?雷海青，雷海青，毕竟你未戴乌纱识见浅!”这里展现的是两类人格、两种灵魂的内在冲突：一边以卑微之身全报国之志，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一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寡廉鲜耻，粪土不如。
而《桃花扇》就更为明显了。为了写作这部传奇，孔尚任在南京拜访了大量的南明遗民，还与冒辟疆做过长时间的深入交流。正是这些探访和交流，奠定了《桃花扇》的写作基础。只要不是太迟钝的人，都能够读出《桃花扇》中强烈的斥责变节，怀念故国的情绪。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康熙皇帝在读到《桃花扇》戏文半年之后，就找了个理由将孔尚任罢职遣返回乡。好在此时，清朝的文化环境还比较宽松；如果孔尚任生在乾隆朝，因为《桃花扇》而脑袋搬家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康熙朝还算宽松的文化环境，这才使得这些文字作品得以问世。当然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处理这种情绪时，也不是那样的明目张胆，而是显得比较晦涩。至于诗文中的遗民思想以及谴责清军暴行的作品，在康熙朝比比皆是，但清廷为了政权稳定，并没有全部加以追究，唯恐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星火燎原之势。
到了雍正时期，文字狱带有明显的借题发挥特点。如汪景祺、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枬等人，因与雍正的反对派有些瓜葛，雍正就借机在他们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狱处死。
汪景祺是年羹尧的纪室(文书)，著有《西征随笔》。年羹尧获罪后，《西征随笔》也被扣上“讥讪圣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处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同党。隆科多获罪后，查嗣庭被参。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时，所出题目有心怀怨望，讽刺时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两本日记，说其中“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查嗣庭在狱中死去，被戮尸枭首，其子坐死，家属流放。
谢济世曾注《大学》。公元年以毁谤程朱罪被参。雍正帝指出谢济世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文，是借以抒发怨望诽谤之私。但雍正没有处死谢济世，而是罚他去当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宽大了。
陆生枬写了《通鉴论》十七篇被参，罪名是“非议朝政”。雍正帝因为《通鉴论》中对君王专制有所攻击，十分恼怒，大骂陆生枬“狂肆逆恶”，为“天下所不容”，把他杀死。
由此可知，雍正时期的文字狱主要是为了控制思想，加强君主专制，和明代遗民关系不大。
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案件频繁发生，处理也极为严酷。字里行间稍有悖逆，甚至是无意中某个字的用法“不当”，都极可能被当作议罪的“铁证”。
乾隆二十年（公元年）的胡中藻诗狱案，是乾隆朝较大的一次文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朝中结党营私、权势过大极为忌恨，于是兴起胡中藻狱案，借题发挥以打击鄂、张朋党。胡中藻著有《坚磨生诗钞》，乾隆指摘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指责为诋骂满人。又：“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等诗，则扣以南北分提，别有用心之罪。结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乾隆四十年（公元年），有徐述夔狱案。徐述夔著有《一柱楼诗》，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徐述夔和儿子怀祖戮尸，孙子及校对人都处死。
著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认为讽刺清廷夺了朱明天下，是“异种称王”，惹得乾隆帝大怒，其人也被剖棺戮尸。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年），又有冯王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冯王孙著有《五经简咏》一书，因其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语，说他想反清复明，凌迟处死，儿子坐死，家属发遣为奴。这简直就是强词夺理，得要有多大的脑洞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啊？沈大绶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死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内有悖逆语。结果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属发遣为奴。石卓槐著《芥园诗钞》，内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凌迟处死，家属发遣为奴。祝庭铮著《续三字经》，内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开棺戮尸，孙五人坐斩。
乾隆朝的文字狱不胜枚举，真可谓是登峰造极，无与伦比。到了乾隆晚年，这样的文字狱有所减少，但文人已是噤若寒蝉，以至于到了嘉庆和道光年间，大诗人龚自珍一想起文字狱仍心有余悸，写下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名句。
乾隆朝以后，清廷再无大规模的文字狱，这绝非清廷的仁慈。一方面是其控制力减弱，再像乾隆朝那样大动干戈，已经是不大可能；另一方面，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一百多年的文字狱，尤其是乾隆朝的血雨腥风，国人已经麻木了，习惯性地接受清廷的思想控制，不敢有任何的差池。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看《红楼梦》，如果真如胡适派红学家们所说成书在乾隆时期的话，首先这个书名就是犯禁的，谁不知道朱就是红，红就是朱呢？书中的什么悼红轩，怡红院，绛洞花王，千红一窟，都是写红的，仅凭这一点，《红楼梦》就难逃厄运。这书刚一出来就一定会被追查，更谈不上让作者以及整个批书集团“增删十年”了。
其次，《红楼梦》一书有着强烈的隐喻意味，比如女娲补天，共工撞击不周山，在前面的文章中，笔者已经指出，这是隐喻清廷“水患”充满了人间，作者感叹自己无能，不能像女娲一样去补天。至于什么葫芦庙，说白了就是“胡虏庙”，难道这世上就只有《红楼梦》的创作集团聪明，当别人都是傻子吗？
书中的许多人物，比如说庸医胡君荣、金荣、夏金桂等人，光从这名字上来看，就是对清廷的大不敬，谁不知道清廷是胡人当政？谁不知道“金”即是“清”，爱新觉罗就是金的意思？《红楼梦》的作者还破口大骂“姓金的，你是个什么东西？”这不是太明目张胆了吗？
《红楼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国之思，尤其是对明朝的思念，更是比比皆是，这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多次论述过了，在这里再作一下简单介绍。比如对“明”的怀念，“双悬日月照乾坤”，“座上珠玑昭日月”……在秦可卿的葬礼上，提到了“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其实即是指大明，洪建即是指大明建国之初的两个年号，一为洪武，乃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一为建文，乃明惠帝朱允炆的年号。而兆年不易，从字面上来讲，即是永远不变，即是明神宗的年号万历！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解读实在是太过牵强了。但乾隆朝的文字狱，又有哪个不牵强呢？比如说沈德潜的那两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分明是咏黑牡丹的，但就有人听出了弦外之音。如果按这样的标准定罪，《红楼梦》只会更甚，而不会被清廷放过的。
按胡适派红学的说法，《红楼梦》的作者是罪臣之子，清廷对其网开一面，只是没收其家产，并没有对曹家赶尽杀绝，那曹家人就应该对朝廷感恩戴德，老老实实地夹着尾巴做人，而不是写什么小说去诋毁朝廷。虽然书中说这本书和朝政无关，但当时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许多地方分明就是干涉朝政的，以家喻国的手段并非难以理解。
更为荒谬的是，胡适红学家们竟然认为“曹雪芹”三个字是真名实姓。作者再傻，写出这样一本书，会蠢到留下自己的真名实姓？即便说曹雪芹本人不怕死，难道说他不怕牵连无数的家人和朋友吗？作死也没有这样作的。
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红楼梦》只能成书在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是绝无可能的，因为那些批语的干支在雍正那十三年间是没有的。正因为康熙年间，清廷的统治还不算十分稳固，反清势力还十分活跃，为了收买人心，容许这些文人发些牢骚，只要不那么赤裸裸、危及到政权的安稳，清廷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聊斋志异》、《长生殿》和《桃花扇》等等带着强烈的遗民情结的小说和戏曲出现在这个时代就不足为奇了。
一旦政权稳定了，清廷就会毫不客气，容不得半点嘲讽，就连弦外之音也是绝对不允许的。乾隆时期的那血雨腥风般的文字狱，即是明证。
《红楼梦》犯禁之处很多，笔者绝不相信《红楼梦》能逃脱得了这样严厉的文字狱而存活下来，并且流传于世又风靡全国。《红楼梦》是一部思想开放、文字鲜活的文学巨著，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之作。胡适派红学家们却提出成书时间是几千年来思想文化控制最为严密、文网最严酷的清乾隆时期，这样的论点显然是违背历史和文化常识的，是典型的误读。
也正因为《红楼梦》成书于康熙年间，到乾隆时期已经历经了数十年的时光，流传已经相当的广泛了，在江南一代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据乾隆时期的文人周春记载，《红楼梦》在乾隆八年（公元）就已经在浙江海宁一带广为流传。“癸亥（乾隆八年）、甲子（乾隆九年）间，余读书家塾，听父老谈张候事，虽不能尽记，约略与此书相符，然犹不敢臆断。再证明《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南通志》、《随园诗话》、《张候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义矣。案靖逆襄壮候勇长子恪定候云翼，幼子宁国府知府云翰，此宁国、荣国之名所由起也。”（《阅〈红楼梦〉随笔》）而这个记载显然是和胡适派红学相悖的，他们认为此时的曹雪芹还只是一个几岁的小孩子，《红楼梦》根本连影子也没有。实际上，周春没必要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周春的记载和我们“吴氏红学”的立论是不谋而合的。从这点也可看出胡适派红学的荒谬之处。
正因为这部小说在乾隆时期已经相当流行，若是对此进行彻查的话，反而会打草惊蛇，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刺激更多的人去找寻这本书来阅读，探寻《红楼梦》背后的故事。这样一来，禁书反而变成了传书，得不偿失，自然不会为清廷所接受。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满蒙贵族为了装点门面，也收藏了《红楼梦》的手抄本。若是彻底查禁此书的话，那么这些人应该怎样处理，这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红楼梦》成书于康熙年间。那时清廷入关才数十年，汉化还不算深，对《红楼梦》这本书的弦外之音了解不够，只是单纯地当作一本精彩的世情小说来看，纷纷收藏此书。而到了乾隆年间，清廷定鼎已达百余年，汉化已深，哪怕是再高明的文字游戏都不太可能瞒得了清廷的统治阶层。
根据《红楼梦》一书前面的情节伏线，80回后肯定有十分露骨的干政情节，参与创作的成员为了使本书传世，故意砍掉了后面的内容，以一部残书传抄于世，这也恰好被清廷所利用。清廷一方面组织文人对前八十回进行篡改和删减，另一方面采用了一个不管是思想和文字都跟前八十回格格不入的后四十回，并且大规模地刻印出版，巧妙地将《红楼梦》的主题从“反清悼明”变成了一本普通的世情小说。而出版物比手抄本有着更为广泛快捷的传播优势，于是，回程高本占据了《红楼梦》版本主流。久而久之，带批语的手抄本就越来越少了，《红楼梦》原本的思想也渐渐地不为人所知。不得不说，清廷的这一手段，比起禁书更加高明，是另一种变相的“禁书”。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乾隆时期，人们对《红楼梦》作者是谁含混不清，没人能确切说出作者是谁。清廷如果大兴文字狱，到哪里去追查作者？乾隆时期的大才子袁枚认为作者“相隔已百年矣”。裕瑞认识的那个曹雪芹“身胖，头广，色黑”，敦诚在《鹪鹩庵杂志》抄本之《挽曹雪芹》中，曾这样记载曹雪芹：“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显然他们二人认识的曹雪芹不是同一人，而且两人的记载中都没有提到过曹雪芹写过《红楼梦》。许多人虽然认为《红楼梦》是曹寅子孙所著，但都只是猜测，并无真凭实据。如果在乾隆时期，真的如胡适派红学所说有一个叫曹雪芹的写作《红楼梦》，那他一定逃不出清廷的魔爪，《红楼梦》这书恐怕也早已湮没不存了。
综上所述，《红楼梦》只能成书于康熙年间，作者为规避麻烦和风险，增删者、批书人全都是化名，而且故意砍去了赤裸裸犯禁的后数十回，这样才能使《红楼梦》的前八十回在世间顺利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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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至真斋主编辑：潇湘夜雨
深度解读，高屋建瓴。吴氏红学，高端学术。知识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新观点、新视角，同一部红楼梦，不一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