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趣
文/杨文礼
“驿”，旧时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形声字，从马，从“四/幸（yi）；“四/幸”亦声，意为“一网打尽”，转义为“一罗网”。“驿”联合起来表示“以马为交通工具的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本义：用马传递公文、物品或消息的皇家运输网。引申义：用马接力快递。接力快递用的马。
交通的进步，是人类迈向文明阶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社会文明的成熟和飞跃，必须从交通事业的成功作为必要的基础。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文明圈的规模，同时也影响着各个文明圈之间的关系。交通系统也是文明国家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中国古代交通形态与中国文明的特质有重要关系。中国文明的较早成熟，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交通条件的便利作为基础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已有多年历史，其建设和营运费用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出。早期的公文和军情，主要依靠人力步递，故在春秋时期，人们把边境内外传递文书的机构叫做“邮”。邮距为25公里，是一个成年人当天能往返的距离。“驿站”作为一个词汇的出现是在蒙古元朝以后，元朝以前只称“驿”。
原始社会前期，曾经经历过一个人们对外来信息反应极其愚钝麻木的时代。这就是屈原《天问》中所谓“冥昭瞢暗”以及“何阖而晦”的时代。古籍记载在上古部落联盟领袖的名号，竟然有称作“混沌”的：“混沌无面目。”（《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央之帝为混沌……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天”（《庄子应帝王》）；即其文化特征的表现，及生活节奏极其缓慢，交通意识十分淡漠，以致各种信息几乎无从往来传递。据有关学者研究，黄帝时代，有了驿道驿站的早期形式。商周国家的成立有了最初的邮驿系统。在西周王朝实行全国统治的时期，已经形成了由通达全国的主要交通干线结成的陆路交通网，就是所谓“周行”和“周道”。《诗经》中：“踧踧周道”，“周道挺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四牡騑騑，周道倭迟”等等，说明这种道路选线直捷，夯筑坚实，路面平阔，说明这种道路的设计和施工，都要求通过当时行驶速度最高的系驾四匹马的车辆。
秦汉时期，交通道路的建设为当时信息传递的便利创造了必要的基础，秦始皇时代，中央政府以极大决心建立全国交通道路网。“治驰道”，是统治短暂的秦王朝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驰道的修筑，又是秦汉交通建设事业中最富有时代意义的成就。关于驰道的形制，西汉人贾山曾经有描述。当时的驰道宽度统一为50步，即相当于现今尺度约为69米左右，每隔3丈植树，路基用金属工具夯筑，务求十分坚实，两侧形成宽缓的路坡。秦王朝“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必至”（《汉书贾山传》）。驰道是有别于普通道路的高速公道路，其行进速度大致可以达到每小时50里左右。秦汉驰道制度严格规定不允许随意穿行，非经特许不得行驰道中。驰道“中央三丈”是“天子道”。经过特许的官僚和使者以及其他享有特权的人，可以经行旁道。秦汉时期的驰道和驰道制度，在中国古代交通道路建设的历史中具有典范性的意义。正是这种通行条件甚好的道路以及相应的管理养护制度，为秦汉时期发达的驿传体系的建立和建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秦汉时期的驿传体系形成完备严整的网络，其规模之宏大相当惊人。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曾经东巡海上，派人寻求神山仙岛，给予方士和其他奉命探访仙人者配置的“传车”多至数以千计（《史记封禅书》）。汉初“改邮为置”，即改人力步行递送为骑马快递，并规定“三十里一驿”，传递区间由春秋的25公里扩大为公里。为了扩大功能，满足国家管理的需要，汉代还逐步将单一置骑传送公文军情的“驿”，改造成为兼有迎送过往官员和专使职能的机构。到了开放的唐代，国际交流频繁，各国使节和官员公差往来大为增加，朝廷干脆改驿为馆驿，以突出其迎来送往的“馆舍”功能。
在盛唐时，全国有馆驿个，从事驿站工作的人员有两万多人，其中80%以上为被征召轮番服役的农民。驿传制度的效能，可以保证政令军令的通达，从而成为政治统一和军事成功的重要条件。同时，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推行，也有利于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但是也暴露出当时社会文化的若干阴暗面。为了满足皇室贵族们“珍无用，爱奇货”（《盐铁论力耕》）等消费生活的需要，当时甚至还不远万里以驿传系统由“南国”往中原地区转运鲜美珍异的果品，“南国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侯，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后汉书和帝纪》）。由于运途遥远，“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三辅黄图》卷三）。最为著名的史例，《新唐书后妃传上-杨贵妃》记载，杨玉环嗜食新鲜荔枝，因玄宗专爱于一身，“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杜甫的《古诗》曾借古讽今：“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杜牧的《过华清宫》诗也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新唐书元稹传》记载，当时明州每年（今宁波）远道向长安贡送蚶，“役邮子万人，不胜其疲。”史思明也曾经非法利用邮驿系统，从洛阳至河北，为他的儿子寄送樱桃（陆游《避暑慢抄》）。可见当时驿传制度的非凡效率，其究竟是以无数“邮传者疲毙于道”，“顿仆死亡不绝”作为保障条件的。
宋代的驿政向历史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其中有些内容，由于切合国情，又得以为后世所继承。北宋制度，据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中介绍：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步递是一种以步行接力传递作为主要方式的效率较低的邮驿形式。马递的传递速度稍快，多用于传递紧急文报及赦书等时限要求迫切的文书，有时也有运送官物的情形。急脚递，是设置稍晚，然而效率最高的信息传递方式，据说是在北宋王朝与辽、金、西夏频繁交战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边界军情急报，可以日行里的速度，直接送达京师。民间急行传递书信的人，称作“急脚”，《水浒传》中写“神行太保”戴宗昼夜八百里。宋神宗时，又设置了传递效率更高的邮驿形式，称“金字牌急脚递”。“金字牌”是一种特制的金字檄牌，木制，长尺余，涂饰朱漆，牌上刻写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金字牌急脚递”不入递铺交接，可以节省在递铺中稽留的时间。沿路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据说传送时“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传递速度可以高达“日行五百余里”。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年），曾经在一天之内连发12道“金字牌”强令“累战皆捷”，“方指日渡河”，志在“直抵黄龙府”的岳飞从抗金前线退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岳）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毁于一旦”。后来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死（《宋史岳飞传》）。制造了中国政治黑暗加耻辱之最。明代著名学者李东阳所作拟古乐府诗中有题为《金字牌》的名篇：
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
士气郁怒声如雷，声如雷，震边陲，幽蓟已覆无江淮。
仇虏和，壮士死，天下事，安有此？
国之亡，嗟晚矣！
“金字牌”，事实上已演绎成这出千百年来始终强烈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的重要道具！宋朝腐朽政治对于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影响，是导致邮驿系统日益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代邮驿制度和邮驿组织，在中国邮驿发展史和世界邮驿发展史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元代国家疆域空前辽阔，行政管理、军事调度、经济往来、文化交流，都以邮驿系统作为基本条件。当时元代邮驿系统的实际效能，具有领先于世界的水平。元帝国以地跨欧亚大陆之广阔影响，连续万里远征之宏伟经略，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一页。世界史学者都普遍注意到，较为完备的驿传制度，是元代政治军事成就的重要条件。以元帝国的疆域而论，与汉、唐相比，远为宏阔。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随后平定江南，实现了天下统一。于是其地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代疆域东西里，南北里；唐朝疆域东西里，南北里；元朝疆域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其规模已经难以用里数来限定了。况且又有四大汗国并立。立国于钦察、翰罗思之地的术赤兀鲁思（又称“钦察汗国”）和立国于于波斯的“伊利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国”，承认大汗为其宗主，但朝聘时节往来频繁，元帝国实际上具有跨据欧亚大陆的政治影响。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有驿路相通，当时人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形容其交通条件的便利。《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二十六章，是关于“设在所有大道上的驿站，徒步的信差和支付经费的办法”的内容，“从汗八里城，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每一个驿站，常备有四百匹良马，供大汗信使来往备用”。“大汗在这一切事务的管理方面，比起其他皇帝、君主或普通人都更出类拔萃”。“这真是一个十分美妙奇异的制度，而且贯彻的这样有效，确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元史兵志四》说：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总计各地“站赤”1处，其中“陆站”处，“水站”处，“步站”11处，“轿站”35处，“马站”处，“牛站”2处，“狗站”15处。“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元史兵志四》）。马可.波罗笔下的“驿站”，颇为富丽豪华，“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的。因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以从邻近的城镇和要塞取得。朝廷对某些驿站，还有经常性的供应”（马可波罗游记》第二卷第26章），这有些片面。耶律楚才在《再过西域山城驿》诗中写道：
去年驰传暮城东，夜宿萧条古驿中。
别后尚存柴户棘，重来犹有瓦窗蓬。
主人欢喜铺毛毯，驿吏苍忙洗瓦钟。
可见贵为皇帝信臣，也时常在简陋“萧条”的馆驿中停宿。又如戴良的《宿高密》诗：“长途跋且涉，征车驰复息。”“城居不几户，驿舍仅容膝。仆马立空旷，徒侣话曛黑”。则描述了一处更为狭小破敝的“驿舍”鄙陋的状况。元代驿站后期“百色所需，全借铺马办集”，一切消费生活需求，大都通过邮驿系统搜集转送。经常驰驿的甚至有“进鹰者”、“捕鹌鹑者”、“运送虎豹者”、“采珠者”、“淘金人”、“西域僧侣”、“工匠”以及各种“进香送经”、“拘收皮货”、“送丧、嫁女”、“运送骨殖”、“放贷取息”，乃至“送葡萄酒”的人等。导致有的驿站难以为继。这些种种弊病，其根源在于专制主义制度内在的腐朽本质。可以说，元代邮驿系统的衰变，其实是元帝国走向崩溃的历史过程的缩影。
明代洪武二十七年（年）九月，朱元璋亲自定名为《寰宇通衢书》编纂成书，这是明代第一部记载全国驿程的典籍，虽然后来失传，然而对于此后同类书籍的编定，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末崇祯帝曾在大臣建议下废除驿站，导致大量驿站工作人员失业，成为流民，把民间一部分能动性最强的社会力量逼到反政府的阵营中。失业驿卒投入民众起义，迅速改变了社会力量对比的形势。起义军中最杰出的领袖人物李自成本人，就曾经是银川驿卒，也是因“被裁”而“走入高迎祥队中”，后来竟最终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
清代也十分重视逐步改革驿传制度，使邮驿系统得以日益完备。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厅、州、县政府领导，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在近世西方邮政制度的冲击下，中国封建时代驿传制度的弊病暴露得愈益突出。光绪三十二年（年），始特立邮传部以掌管轮船、铁路、电信、邮政事业。大致在此前后，原先的驿站终于相继被裁撤。
驿站在我国古代运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驿站担负着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物流信息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特定的网络传递与网络运输。我国古代驿站各朝代虽形式有别，名称有异，但是组织严密、等级分明、手续完备是相近的，封建君主是依靠这些驿站维持着信息采集、指令发布与反馈，以达到封建统治控制目标的实现。有学者讲，古代驿道与驿站等构成的驿传系统，也恰如通过中国文明体系的经络。中国文明的生机与活力的焕发，也体现出驿传系统的作用。中国古代驿传系统的较早形成，以及较早具备了相对完备的结构形式，较早表现出相对迅捷的工作效率，是中国文明创造的杰作之一。
中国古代驿传系统是依靠驿吏驿卒的辛苦劳作而实现其工作效能的。驿吏是中国行政体系最低阶层的成员，往往只表现出服务性，因而其地位相对低下。驿卒一般是以服役形式从事邮驿传递的下层劳动者，不仅身份极其卑微，在从事邮递过程中经历的辛劳艰险，也常为人难以想象。仅举诗词为例。清人詹应甲的《保安驿丞张焕死事》诗中，用“官卑未有如驿吏”，形容驿吏社会地位低下。孔尚任的《桃花扇守楼》：“才关后户，又开前庭，迎官接客，卑职驿丞”。唐代诗人卢纶《驿中望山戏赠渭南陆贽主簿》诗：“官微多惧事多同，拙性偏无主驿功。山在门前登不得，鬓毛衰尽路尘中”。唐代元稹有《青云驿》诗：
“岧峣青云岭，下有千仞溪。
裴回不可上，人倦马亦嘶。愿登青云路，若望丹霞梯。
谓言青云驿，绣户芙蓉闺。谓言青云骑，玉勒黄金蹄。
谓言青云县，瑚琏杂象犀。谓言青云吏，的的颜如圭。
怀此青云望，安能复久稽。攀援信不易，风雨正凄凄。
才及青云驿，忽遇蓬蒿妻。延我开荜户，凿窦宛如圭。
逡巡吏来谒，头白颜色黧。馈食频叫噪，假器仍乞酰。
向时延我者，共舍霍与藜。乘我牂牁马，蒙茸大如羝。
悔为青云意，此意良噬脐。昔游蜀门下，有驿名‘青泥’。
闻名意惨怆，若堕牢与狴。‘云’‘泥’异所称，人物一以齐。
道胜即为乐，何渐居稗稊。上天勿行行，潜穴勿凄凄。
吟此‘青云’喻，达观终不迷。”
诗人对于处于文明盛世的唐代的驿传系统中一般吏员生活情状的具体而生动的记述，令人感叹。明代曾经以犯罪的官员谪处边鄙地区的贫苦驿站，作为惩罚方式之一，也足以说明其微贱与卑下。
驿卒，又称作驿人、驿丁、驿子、驿夫、驿兵、驿隶等。无论称谓怎样，他们的地位和职业都是相同的，都是以役人身份在驿传系统承担劳务的差仆兵丁。明人名臣姜宝在《驿传议》中曾写道：“百姓之差，驿道为重。”《续黔书》所收《舆夫谣》，记述了清代贵州地区，被强迫充当驿站轿夫的边民们的驿路生涯：
“山剑锷，石狼牙，冬晖短，邮路赊。
两踝肿，向前爬。口无食，身无衣。
岂乐此，忘剥肤？破茅屋，藿也无。
菜面娘，鸠形妇。三岁儿，嗷嗷口。
一思之，心捣臼。雪载途，风吼地。
岒逾高，防颠坠。寒皴瘃，那敢泪。
肩苦穿，足苦软。大山坡，嵬巘巘。
多虎迹，惧不免。腹未果，倦伏眠。
县差来，势破壁。梦模糊，惊怯魂。
出符票，拴至驿。”
明代曾经有“囚徒充驿”的制度，囚犯以驿递劳务作为赎罪的力役形式。明末清初文士梁清林有《挽船行》诗，又写到被迫为驿传系统服役的纤夫们的遭遇：
宁为官道尘，勿为官道人。
尘土践踏有时歇，人民力尽还戕身。
长安昨天兵符下，舳舻千里如云屯。
官司催夫牵缆去，扶老携儿啼满路。
纤夫追捉动数千，行旅裹足无人烟。
健儿露刃过虓虎，鞭棰叱咤惊风雨。
穷民袒臂身无粮，挽船数日犹空肠。
霜飙烈日任吹炙，皮穿骨折委道旁。
前船夫多死，后船夫又续。
眼见骨肉离，安能辞楚毒。
呼天不敢祈生还，但愿将身葬鱼腹。
可怜河畔风凄凄，中夜磷飞新鬼哭。
古来驿路的通达和邮递的神速，竟然是以无数驿人的生命作代价才得以实现的。这种情景虽成为历史，但录下来以慰过往的前辈灵魂！愿他们都在天国享乐欢生。
驿道驿站虽已成历史，但文明发展在古驿路留下了深深辙迹。面对古驿道的断桥枯柳，古驿馆的残壁颓垣，人们可以追忆当年车马络绎往来的盛况，体味当时旅人畏远思乡的情怀，想象当时行途多采动人的故事。大一统专制主义王朝的君主，多有以出行的形式炫耀其尊贵地位的传统。以秦始皇为例，作为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帝国的创始人，他曾经以所谓“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作为统治策略之一（《史记秦始皇本纪》）。刘邦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出行，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秦始皇巡游会稽时，项羽旁观，也说：“彼可取而代也。”都是看到驿路出巡的盛大场面而生发的感慨。
驿路既是皇权强盛的见证，又是皇权衰微的见证。“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坡，军士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缢杀宠幸的杨贵妃，随即踏上通往四川的褒斜驿路，心境凄凉。“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中闻铃，音与山相应。”唐玄宗为悼念杨贵妃，于是“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渲染为“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雨霖铃》后来成为唐教坊名曲。宋代词人柳永又把之演化为词牌名，他的“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世人传诵的名句，流传至今。驿路的幽怨，曾经是中国古代行旅诗人最引人注目的主题之一。
（主要依据王子今先生的《驿道驿站史话》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