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左良玉，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若说起《桃花扇》，大家可能就有些熟悉了。在《桃花扇》中，以左良玉为主角、主线的戏份大致有《抚兵》《投辕》《哭主》《草檄》及《截矶》五出，将其描绘为心忧社稷、义薄云天的忠臣良将。但翻开史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左良玉在时人心中的名声不可谓坏，而是相当坏，坏到听说他领兵顺江而下，沿途宁降清兵也不降左的地步。就连左良玉自己对此也毫不讳言，据《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俄见岸上火起，报云城已破，左右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左骂曰：“此是我兵耳。’”由此可见，左良玉对自己手下是个什么德行可谓心知肚明，甚至有些不满，却又无能为力，这是为何呢？究其根源，还得从明末乱局及其发迹史讲起。
左良玉首次出现在历史舞台是崇祯元年（年）。当年六月，辽东兵变，时任右营都司的左良玉受牵连而被免官，后蒙《桃花扇》主人公侯方域之父，时任昌平督治侍郎的侯恂所救，遂干脆投入门下，不久便官复原职，平步青云。
侯恂是东林党人，天启二年（年）受邹元标推荐以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天启五年（年）被魏忠贤列入东林党人榜，次年被阉党免官，崇祯元年（年）二月起复。他受业于梅之焕、郑三俊，与孙承宗关系密切，袁崇焕亦是受侯恂举荐才得以督师蓟辽，因此，左良玉的一生被打上了浓厚的东林党烙印。
左良玉虽投在东林门下，行事却半点书生气也无，其军旅生涯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既为官军，又是土匪，甚至说虽为官军，恶甚土匪。虽然亦兵亦匪现象在明末清初的政府军中较为普遍，但能做到左良玉所部这份上的，也实属罕见。
按《明季北略》之记载，“左良玉自朱仙镇南溃，久居襄阳，诸降卒附之，有众二十万，其饩于官者仅二万五千，余俱打粮村落，襄人不聊生。”后来，左良玉畏惧李自成南下，打造巨舟，准备率军顺汉水而下，到武昌去避避风头，结果被当地百姓一把火烧去部分，仓皇出奔。老百姓们见左良玉撤走，高兴得出城数十里，备好酒食，欢迎李自成农民军进城。也正因为此，李自成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号，不知明廷听后该作何感想。
左良玉闹得最大的一次还不是在襄阳，而是在武昌。崇祯十六年（年）正月，左良玉害怕李自成顺汉水南下，遂号称武昌无粮，将“就食于南京”，南京大恐，“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陈师江上为守御，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一时间，南京周围的治安环境迅速恶化，各路人马都打着左良玉的旗号，肆意掳掠，以至“留守诸军尽列沿江两岸，不问为兵为贼，皆击之。”正是这段历史记忆，让两年后的弘光小朝廷选择了抗拒左良玉而非布置江防、抵抗清军。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左良玉自己难道就没有改变的想法吗？其实这种情况用十二个字就能概括：拥兵自重，生活所迫，尾大不掉。左良玉后期屡战屡败，为求自保，不计后果地扩充兵力，有20万人之众；这么多军队本来就良莠不齐，还只有2.5万人的军饷，怎能不四处掳掠；左良玉帐下山头众多，其直系武力不足以完全弹压，又怎能真正严明军纪？总而言之，当左良玉选择军阀化道路的时刻，结局就已经注定。
弘光元年（年），左良玉顺江东下，兵临九江城下，被袁继咸气节所感，意欲有所收敛，但其部下毫不领情，直入九江，一把大火直冲霄汉。年迈的左良玉面对着九江城中燃起的漫天大火，高呼“吾负临侯”（袁继咸号临侯）后呕血去世。左良玉去世后，他的军队由其子左梦庚接替指挥，但惠登相等部下纷纷带部队或远去、或投降清军，如非东林党人曲意遮掩，恐“尔曹身与名俱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