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如是柳”——名字真好听，典雅蕴藉，神形兼备，颇能撩拨婉约浪漫的幻想。《柳如是别传》，一个“别”字，更暗示了曲径通幽的传奇，应该有些类似孔尚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吧？
如果将《柳如是别传》还原为本名《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和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同出一辙，奥古生硬，还能引发读者的猎奇兴趣吗？
慕名而读，三两页而心身俱疲，不得不浩叹普通读者与学术界之霄壤差别。学界对于该书评价甚高。认为是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力作，通过笺释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系统论述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我的羞愧不仅来自“别传”想象的破产，更来自一系列的困惑。钱谦益、柳如是的诗文固然有其留存的价值，但也只是文坛末流；明末清初的历史头绪繁杂，诗文佐证另辟蹊径，却有失褊狭。在巨构的文艺评论和恢弘的历史叙事之间，陈寅恪选择了一条沉溺于个人情趣的窄路，却赢得了满堂彩。
有权威评论，该书不仅是陈寅恪检验自己毕生学术水平的一次综合实践，同时也是陈寅恪一生治史思想的结晶。如果我们回顾陈寅恪的其他学术研究，就会觉得这话未必恰当。
陈寅恪的成就主要在于史学。例如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关于“关陇集团”的概念，成为研究西魏、北周、隋代至初唐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一个关键角度。在突厥学方面，陈寅恪摒弃了把突厥史作为隋唐史附属品的陈旧观念，肯定了“突厥在当时实为东亚之霸主”的地位。此外，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
中国近代史学家汪荣祖（《陈寅恪传》）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陈氏的著作，一如乾嘉诸老的著作，大都是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之类，而不是有系统的史述。”汪荣祖的这一段评论用在《柳如是别传》上真是恰如其分。
沿着汪荣祖的口气说下去。陈寅恪的成就集中在细分的学术领域，没有类似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那样的历史哲学上的重大创见。当然，不能不提的是，民国十八年（年），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影响深远。民国史学界群星璀璨，各有所成，但陈寅恪获得的赞誉似乎超越了其他人的总和。梁启超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不吝赞美到了开玩笑的地步了。国学大师吴宓则干脆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自年留学回国后，就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是当时清华“四大导师”之一，在师生中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
作为庞大的人脑数据库，陈寅恪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语言能力。考察其游学经历，陈寅恪应当掌握日语、德语、英语、法语。考察其游学所学课程和笔记，陈寅恪应当涉猎梵语、希腊语、巴利语、藏文、蒙文、突厥回鹘文、吐货罗文（土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俄文、伊朗文（应当是古波斯文）、希伯来文。
博学往往是学者成就的基础和前提，但是普通人倾向于在两者之间画上等号。所谓成就，总是应当有相应的价值评判标准——什么级别的成就，什么范围的成就，学术成就还是社会成就等等。
回到《柳如是别传》。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说：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其实是，这个颇值玩味——既然是学术研究，干吗非要“深意存焉”？即便是“消闲风趣之行动”也未尝不可啊。一生追求科学精神类似胡适晚年重考《水经注》，耗费了精力时间，颇遭争议。沈从文在人生逆境中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学问的铜墙铁壁营造了一个心灵的后花园，令人叹服，亦令人叹息。《柳如是别传》也大可作如是观吧。
《柳如是别传》洋洋80余万言，字字不易。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意义控”是我辈顽疾，凡事总想追究一个“意义”。那么，《柳如是别传》的成就与其说是学术意义上的，不如说是人生与社会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