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候，米芾在江淮发运司做官，总要乘船，因为满船书画，就挂个牌子，说这是米家书画船。后来大家都觉得这很浪漫，不断作诗作文表彰此情此景。傅申先生注意到这个现象，曾经写文章谈过江南文人在水上行旅与创作、鉴赏的种种情态，说明它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一个有生命的典故。不过傅文是以董其昌的书画活动为中心，详于艺术而略于文学，详于明而略于宋元及近世，于是我想继续作些补充。
[清]袁江《米家书画船图页》（局部）首先该说，米芾的影响一定很大。江南多水不自宋时始，在他之前，文人们必定已经习惯了在船上欣赏与创作，只是未曾想到此事与彼物可以牵连在一起。在他之后，大家觉得“书画船”恰如其分，于是这个词儿在一百五十年间风靡开来，至南宋已很流行。
米芾曾在《虹县诗卷》中认证过自己“满船书画同明月”的生活。最出名的一例可谓亦步亦趋。周密（—）《齐东野语》“子固类元章”条，记载宗室子弟赵孟坚（—）的行迹，说他能书善画又雅有收藏，喜欢乘着船，带着藏品到处游览。船上堆得了无空隙，只留一席之地，聊供起卧。周围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当代的米家书画船。一次他到访西湖，薄暮停舟，觉得眼前风光恰如古人名画，就高兴得大喊大叫；又一次遇风翻船，藏品遭厄，他浑身湿透地站在浅水中，抓着五字不损本《兰亭序》不撒手。米芾那种颠劲儿，也真是庶几得之。
周密晚生三十年，已慨叹赵孟坚风流难再得。其实赵氏前后，仍有一批诗人频频写到书画船，其中两位是江湖派的代表人物。刘克庄（—）早年闲废，晚登高位。七十九岁退休在家时，曾作《次韵竹溪题达卿后坡》诗，歌咏侄儿刘求志的园林。诗颇不佳，徒然堆砌典故，而“箪瓢斋颇奢颜巷，书画船堪埒米家”一句，却出现了两处实景：因与“箪瓢斋”相对，此处的“书画船”可能不是泛指，而是后坡中一处真实所在。刘氏家在福建莆田，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却也背山面海，有水乡平原风光。那么大胆假设，在这建筑在“寿溪之上”的园林里，“书画船”，或是一座临水的石舫，倒未必能游到江河湖海间。
与刘氏齐名者，尚有戴复古（—），年齿较长，一生未仕，是真正浪迹江湖的人。其诗有晚唐风味，闲闲读来，见他自家乡黄岩出门谋食，曾在淮上，又过湘中，小船儿上赶过路，生过病，看过岸边村民辛苦谋生。行旅无聊而孤苦，生计艰难，又不得不常以诗句干谒公卿。看花饮酒已是难得的美事，书画清福从未听闻。即使如此，遇到朋友生活不如意，他还是写出浪漫的作品来表达关心。《诗人玉屑》引《中兴词话》，赞美戴氏填词漂亮，举例云：
戴石屏送姚雪篷之贬所，作《沁园春》，其中有云：“访衡山之顶，雪鸿渺渺；湘江之上，梅竹娟娟。寄语波神，传言鸥鹭，稳护渠侬书画船”，亦可谓善着语者。今集中不载，盖有所忌也。姚雪篷名镛，进士出身，曾守赣州，后贬衡阳。戴氏当时身在福建，曾经“度梅岭，涉西江”，亲自到衡山去慰问他。小词虽仅存一句，却也自然姿媚，让人觉得美好的事物合该珍重，山川鱼鸟会稳护行船。
[宋]赵伯驹《莲舟新月图》（局部）
人生种种境遇说来也很简单，无非是承平岁月求田问舍，板荡之世泛宅浮家。刘、戴两位笔下的书画船，后来都有发展。南宋之末，先有真正在小船上欣赏书画的杭州人仇远（—）。他在元朝生活的时间还更久些，曾于大德年间出任教职。从诗集来看，其人既不热衷于高位，也并不厌恨这足以糊口的微官，善于控制情绪，能享受平静的日常生活，但故国之思无法去怀。
他与艺术很有缘分，鉴赏过许多名画，书法作品也流传至今；喜欢这个典故，并不意外。在任时岁暮迁居，曾有“官闲空绾文章印，水浅难移书画船”之句，全是写实；而末句则说“人生聚散如凫雁，极目江湖万里天”，搬家之际，想起许多老朋友散在江湖。
与友人在家乡西湖上泛舟时所作七律，含义就更明显些：
斜堤高柳绿连天，且系闲人书画船。
花事已空三月后，湖光还似十年前。
洛阳园囿惟诗在，江左英雄托酒传。
亦欲扣舷歌小海，恐惊沙上白鸥眠。
湖光依旧，江山易姓，北宋繁华早已渺远，南渡以来中兴诸将也都空余传说。他也想敲着船舷，唱一首怀念忠烈的古歌，却知道形格势禁，无能为力。诗文书画都是销忧之具，宋亡前一年，他作有《自书诗卷》，录自作七言律诗三十八首，忧生念乱之情就跃然纸上。
后有元明诸贤题跋，生于和平年代的晚辈俞希鲁评语最恰切：
其间多感慨兴亡之辞，而优柔不迫，平淡中有真味，真得诗人之旨者也。严格说来，元代国祚不长，和平不过短短几十年。却真有一位名士杨维桢（—），又建起“书画船亭”。杨氏中年之际，眼看起复无望，遂于至正六年（）由杭州迁居苏州，教馆谋生，为期大约三年。这段时间他似乎家境宽裕，生活也很愉快：诗简往还，扁舟泛览，友朋音信不绝。张雨、顾瑛、郯韶、郑元祐，这些玉山雅集圈子里的文人都曾题咏杨氏园亭。郑诗有“草玄心苦意如何，舣岸舟轻不动波”之句，说亭畔小舟轻泊，不起波浪。又云“想见后堂凉月白，彭宣肠断雪儿歌”，似乎居所相当宽裕，不徒一屋而已。文献足征，其地位置还大概可知，约在今人民路与干将路交界处，地铁乐桥站东南一带，至今繁华未歇。
杨维桢像中国古人常常怀想前辈，入明诸贤难忘元末风流。建文永乐时期有一位学者龚诩，是顾瑛的昆山小老乡，曾专门写诗凭吊玉山草堂故址。那时草堂已不存，空留满地荒烟蔓草，文期酒会都如一梦。他对当日盛况作出想象，说是“花时不绝笙歌宴，门柳常维书画船”。因为雅集中人多能艺事，用典虽是泛指，却也自然恰切，并不使人生嫌。
[元]盛懋《秋舸清啸图轴》（局部）其实明初政坛气氛很是肃杀，江南更迭经战乱与征敛，读书人没有什么好日子。典故虽传，风气几绝，至少今存文献中很少看到艺术家飘荡在山水间。倒是一位历经五朝的重臣黄淮，在那时写出《书画船记》。黄氏永嘉人，一生数度起落，宣德二年（）乞休，乡居二十余年而卒。他是洪武年间的进士，永乐时入阁，半生驰骛，北马乘惯而南船久违。归乡之后重泛云水，两子念其年迈，合力造了一条新船。“板上覆以蔽风雨，牖两傍以便观览，与客同泛，可布十余席。中设小榻，独往可以备燕息。后辟行厨，可以供茗饮。”与古代山水画中常见的文人小舟比起来，这设置相当豪华，几乎不相称了，可还是以米家旧称来命名。他谦称自己不是收藏家，不过“儒者出入必以书画具”，理由朴实，船再大也理直气壮。
成化、弘治以后，文献丰富，到了我们更易想象的时代。苏州日渐繁华，吴门画家崛起，徽商关心艺术，杭州成了脍炙人口的旅游胜地。江南各地之间水路交通不断发达，书画船划来荡去，屡见不鲜，以至于书画著录《清河书画舫》，略变其称以为书名。
[明]沈周《江岸送别图》（局部）典故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小船儿游进画中。今天还能间接看到苏州韩世能（—）的藏品目录，其中有一件元人作《米家书画船图》。不知作者，又无详情，可靠程度不得而知。再晚几十年，米万钟（—）生。他酷爱奇石，擅长书法，也能绘画，在晚明的艺术史上自有一席之地。其人原籍陕西，幼年寄籍京师，是彻底的北方人士，到南方做过高官。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中收有一首七言律诗，《米仲诏书画船卷即席题》。两人既然同时，那诗题就很好理解：某次聚会中，米万钟作《书画船卷》，胡氏当场题咏。全篇意思清楚，两个对句都恰切，既说“中流荷芰藏仙客，极浦蒹葭望美人”，又云“经卷香炉晨独倚，笔床茶灶午相亲”，可以确信画上是一艘真正的船。
指明这点很有必要。有些书画文献称米万钟为米芾之裔，他也确实到镇江修过“祖坟”。或者是太敬爱祖先，他把书画船的概念发挥到极致——是的，如你所想，其家园林里也有同名建筑。当他丁父忧居京之时，曾在苑西修建湛园。苑西也就是禁苑之西，今所谓西城根，与景山三海相去不远，位置上佳，风景秀美。据其自记，园中建筑不多，彼此呼应，于花径竹林之间错落：
有石丈斋、石林、仙籁馆、茶寮、书画船、绣佛居、竹渚、敲云亭，曲水绕亭，可以流觞，即以灌竹，竹外转而松关，又转而花径，则饮光楼在望，众香国盖其下也。别径十数级，可以达台，是为猗台，俯瞰蔬圃。以“书画船”命名的临水建筑，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在北方，因此值得详细征引。此外，还要征引一幅画儿：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米氏《行书七言诗句轴》，引首钤“书画船”印。稍作检索可知，米氏许多作品上都钤有这枚印章。书风、石癖之外，恐怕这也是向五百年前先人致敬的行为之一。
[明]米万钟所用的“书画船”印米万钟与董其昌同时。翻过这一页，晚明的故事大体结束。书画船游到清初，涵义或许有微妙的变化。创作、鉴赏并行的情况稍觉少见，它似乎与文人收藏活动越来越相关。康熙年间，《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颇负盛名。他有一种收藏目录《享金簿》，传闻清钞本完整无缺，尚在广东，可惜不曾寓目。但孔氏留心书画的事实却在文集中表露无遗。《湖海集》收入书札数卷，有不少书信寄给了擅长画画的朋友们。
他向龚贤求画，说“求教诸件，皆望随意挥洒，大小纵横无之不可，譬之造物者因物赋形，而飞潜动植总无有不是处耳”，非常客气，也尊重画家意愿。得到作品之后，更有一种志得意满之态，赞美绘画是医俗的良方：
得妙染佳翰，充盈几案，小小划子，人亦指为书画船，顿令坐蓬窗、持茶杯者，须眉顾盼皆有风度。谁谓人俗不可医，先生非医俗之岐黄乎？本来没有书画的船，可以被人瞩目，一跃成为书画船，这当然是一种讨巧的修辞。至于本来就装满书画的船，就更名副其实。有一次，高士奇（—）带着一堆家藏珍密从浙江平湖出发，坐船进京再去做官，在苏州停泊，即是所谓“今年奉召北赴阙，书画船泊胥江滨”。这是康熙三十三年（）之事，当日宋荦（—）摆了酒宴请他，遂得登船欣赏各种名迹。
那时高士奇才知道，宋家还没有一卷董其昌。这位坐着书画船南北巡游的艺术家留下不少作品，我历数过清初诸家著录中的晚明名迹，董其昌一个人可以占到半壁江山。那一天，高氏把自己收藏的董氏《江山秋霁》长卷送给宋荦，这幅画号称仿黄公望，而结构、笔墨都很紧实，自家面貌明显。
[明]董其昌《江山秋霁图卷》（局部）总体来说，康熙朝是士人从事收藏活动的好时代。自那以后，藏品向宫廷流动，士林风气日渐变化，雅俗的界限不复如此分明。晚明江南藏家曾管带着书画游走贩卖的商船也叫书画船，清中期以后，这类材料复又现身，但读来已似寻常记述，氤氲水气飘散无踪。
有两位常熟士人可以为证。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张大镛（—）记一件恽寿平的《天池石壁》，说，戊子年（）有人把它装在书画船上拿来求售，于是自己花了“青蚨四万”买下。这是一个非常诚恳的记载，全然侧重于价钱。半世纪后，光绪三年（）十月，翁同龢（—）得假回乡，转往上海。某日买书之后，到“二马路书画船常卖家”去看画儿，花四十四元买了“石谷小帧、麓台矮幅”，似乎意犹未尽。次日重访书画船，又花了二十二元买得一件吴历，自称“极费力矣”。
我先疑心这开在“二马路”上的书画船，难不成只是店名？后来查到这就是今天的九江路，路尽头正对滚滚黄浦江。
（本文摘自《书画船边》，标题为编辑所拟，原题为《书画船》）
《书画船边》（赠作者陆蓓容题写笺纸一张）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