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代不同的是，清朝统治者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也适时调整统治政策，废除“圈地”、“投充”、“逃人法”等一系列带有民族压迫色彩的经济措施，改革赋役制度，推行“摊丁入亩”与“地丁银”制度，整顿吏治，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使“异族”统治得以稳定，终于造就了“康乾盛世”的鼎盛局面。乾嘉学派等学术文化也在这一背景下形成。
康熙绥靖边疆的历史贡献康雍时期的内政整顿。康熙、雍正与乾隆三位君主，在绥靖边疆、安邦立国的同时，亦注重对内政的整顿，他们的治国业绩，并不逊于其安邦的贡献。
康熙皇帝即位后，为缓和统治与民族矛盾，采取了宽宏仁和的施政方针，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以求社会稳定与百姓安宁。即位后，他即下令停止圈地、修改逃人法，统一台湾后又及时地废止了“迁海令”，缓解了社会与民族矛盾。他勤学儒家经典，尊孔崇儒，又开博学鸿儒科，修《明史》，亲近汉文臣。他还以儒家的伦理与治国理念为基础，颁布“圣谕十六条”，实行民众教化，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积极的接纳态势，博得汉族官僚士大夫与民众的好感。
为了恢复社会经济，他不仅鼓励垦荒、大治黄河、赈灾济贫、提倡节俭，改进地丁银征收方法，均平赋役，防止因贪官污吏舞弊而增加民众负担，而且在国家经济刚刚好转之后，对全国各省区实行大规模普遍蠲免钱粮；又于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上年人口数为常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进而批准推广摊丁入地制度。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更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康熙皇帝晚年体弱多病，开始怠于政务，导致贪污盛行与吏治腐败。尤其是贪污，成为吏治不清与财政混乱的结点。雍正皇帝即位后，决心整饬纲纪，澄清吏治。即位之初，雍正皇帝便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钱粮清理工作，对涉案的一批贵族和高级官僚予以严惩。为追缴赃款，并防止贪官污吏把退赔赃款的经济负担，转嫁或变相转嫁到百姓身上，雍正皇帝采取革职与抄没家产的手段，并颁布禁止代赔、不许亏空官员在任赔补、对畏罪自杀的官员加重处罚等法令，对贪赃者予以最高强度的经济惩罚。在整顿财政的同时，雍正皇帝为端正官风，严厉打击官僚之间朋比党援、因循瞻顾的陋习，抑制结党钓誉之风的盛行。主张判断官员的优劣应以工作实绩为主要依据，而不偏听他人之评议。
“耗羡”的存在是贪污之风盛行一时的另一重要原因。耗即“火耗”（包括雀耗、鼠耗、脚耗），是始自明代的田赋附加税；羡即“羡余”，是地方以奉献给皇上为名在正赋之外的一种加派，但多被各地私自截留。地方官吏多虚增耗羡，大肆贪污，使“耗羡”成为贪官污吏对百姓进行疯狂经济掠夺的一种手段。雍正皇帝即位后，对这一社会陋弊进行了改革。雍正元年（），湖广总督杨宗仁和山西巡抚诺岷，提出“耗余归公”的改革的计划，获得批准。自雍正二年（）始，各省相继仿效，耗羡归公之制逐步推向全国。
清朝的“官员养廉银制度”“耗羡”归公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清代官俸较低，因此“耗羡私征”也是官吏们的一项重要额外经济来源。耗羡归公后，等于绝了地方官的财路，而薪俸却不增加，势必导致新的贪贿之风的盛行。因此，雍正皇帝下令：耗羡银提解司库后，由司库分拨一部分给督、抚、司、道以及州、县等各级官吏，作为生活、办公的一种经济补助。这一制度后来亦行之中央，形成了清朝的“官员养廉银制度”。
与建立养廉银制度同步的，是禁革陋规。“陋规”是指各级官员除薪俸外的各种虽属非法但又相沿日久形成惯例的收入，也是吏治败坏的一个根源。雍正皇帝规定在议给养廉银后，各级官员除俸禄和养廉银之外，原则上不得另有索取，并对陋规和私派进行了查禁。整顿国家财政、澄清吏治的同时，雍正皇帝还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实行了“摊丁入地”的赋役制度改革。结束了清初赋役制度的混乱局面，保证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雍正皇帝对吏治和国家财政的整顿，对官风的清肃及国家财政的好转，着实起到了很大作用。国库存银从康熙末年的万两，到雍正五年（）增至万两，而人民负担却相对有所减轻，为乾隆朝鼎盛局面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清中前期皇帝吸取明代教训，努力做到“乾纲独揽”，强调“勤政”。这在康、雍、乾三朝尤为突出。三朝皇帝除特殊情况外，坚持日日听政，亲览批阅大量奏章，重视直接指挥地方和南北巡视，事必躬亲，励精图治。勤政强化了皇权，也是造成“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
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经过康熙中叶以后数十年的发展，及雍正朝的财政改革和对吏治的大力整饬，至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满汉民族矛盾缓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乾隆时期，清朝进入经济繁荣的鼎盛阶段。
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政治统一与社会相对安定，为边疆开发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中原地区过剩的人口向东北、内蒙古、云贵、台湾等地迁徙，边疆人口激增，荒地大量开辟，使全国耕地面积总量迅速增加。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约万顷；乾隆十八年，上升到约万余顷；到乾隆五十九年，全国耕地面积已达9亿亩之多。
甘薯和玉米从明代开始由国外引进的高产作物甘薯和玉米等，在清代得以大面积推广，这对人口问题开始突出的中国尤具有重大意义。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棉花种植更加盛行。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产区，东北也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地。桑养蚕也很兴盛，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地区，农民都大量种植桑树。甘蔗的种植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也十分普遍。烟叶的种植也已推广到全国各地。这些经济作物绝大部分都是为商品生产而种植的。
在农业生产关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在商品经济发展影响下，新的发展与变化。虽然农业生产关系仍主要以租佃制为主，但定额租比重超过了分成租，货币地租数量有所增加。在农业生产领域，雇工的人数也有所增加。一些地方的“永佃权”进一步发展，在某些地方还出现“田面”“田骨”之分，甚至出现“一田两主”的现象，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土地私有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地权转移越来越频繁。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发展较快的手工业行业，主要有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形成了以南京、苏州、杭州、松江为中心的纺织业中心，仅南京一地就有织机3万余张。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矿冶业发展也比较快，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其它如制糖、井盐、造纸、烟草加工、制茶等行业，也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在丝织业和棉纺织业的生产与流通领域，还出现了手工业工场和包买商。
山西晋商《汇通天下》票号钱庄商业的繁荣。农业、手工业的繁荣，也将商业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商业城镇明显增多、商品经济空前活跃。除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外，佛山、苏州、汉口也是当时全国性的商业经济中心，与北京一起，被称为“四大聚”。还有不少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性商业中心或大商品集散地。江南以南京为最大都市，其它如杭州、天津、济南、广州等，都是十分繁荣的大都市。而星罗棋布的小集镇，则将都市与乡村沟通起来，形成发达的商品流通网络。
商业贸易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如广东佛山的铁器，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等。
商业繁荣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地域性商人集团的兴起，如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两淮的盐商等。这些商业集团以雄厚的资金和财力活跃在流通领域，经营大宗贸易，甚至海外贸易。而工商业者在城市生活中的活跃，也促动了其带有自发性质的民间社会组织的兴起，在很多城市，尤其是相对较大、商业较为繁荣的城市中，出现了很多工商业者的自发式社会组织形态——工商业会馆。
商业经营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出现了合资制、合伙制、合股制、贷本制等多种经营形式。商业繁荣与发展，也促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在很多较大城市中，经营金融汇兑业务的“钱庄”、“票号”极为发达，并反过来进一步促动了商业的繁荣与发展。
国家财政状况，是衡量经济繁荣的尺度。康熙六十一年（）户部库存银余万两，乾隆皇帝初政时为余万两，乾隆四十一年（）为余万两，五十一年（）为余万两，而此期间开辟新疆、西部频繁用兵、普免天下钱粮、高宗六次南巡的耗费尚未计入之内。国库之充盈，可谓极盛。
清代的乾嘉学派清代的乾嘉学派。清初学者有感于明清易代的社会现实，通过对明朝灭亡教训的反思、总结，及对理学的修正或批判，更讲求经世实学，并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去虚就实，使清初的学术呈现出博大恢弘的气象。就当时知识界的为学领域看，举凡经学、史学、文学、先秦子学、性理天道、文字音韵、地理沿革，乃至释道经籍，诸多学术领域，无不为当时学者所涉及。其间，既有博赡贯通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学术大师，又有以专学名家的众多学者。
清初批判理学思潮中研经读史的法古倾向，以及“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学术方法示范，为学术开拓了一条考经证史的途径。清朝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控制，屡兴文字狱，兼之康熙中叶以后社会政治趋于稳定，致使反清复明已不再成为现实，经世思想消歇。于是，一种以考经证史为务的新的学风———考据学———逐渐形成，因以汉代学风相标榜，又称为“汉学”。至乾嘉时，此种学风达至“烂然中天”局面，无论经学、史学、子学、语言文字学，几乎尽为汉代经师所奠定的训诂考据学风所笼罩。故后世又名之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以复原汉代经学为标志登上学术舞台，在诸多学术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乾嘉学派治经，虽多本汉人经说，但也多有所发明，具有总结性。在史学的研究上，对明史和当代史多采取回避态度，以免犯禁，而将精力专注于古代史籍的校勘、订正或补辑。在文字、音韵学方面，乾嘉学派奉“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为圭臬，使一直被作为经学附庸的文字、音韵学蔚为大观，成为专门之学。此外，校勘学与辑佚学，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虽早已有之，但只不过作为一种治学方法而存在。真正成为专门学，且多有以此名家者，则自乾嘉学派开始。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乾嘉时期的学术，虽然在社会政治思想建树上缺乏清初的博大气象，但也出现了几位卓然自立的思想家。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由训诂字义入手，论证“气在理先”、“理存于欲”，甚至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对理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章学诚著《文史通义》，逆持风气，指责考据学买椟还珠，不识大义，倡导“六经皆史”，史学经世的主张。这些思想主张虽不为当时时尚所容，但其对考据学的批判，也潜在地说明了乾嘉考据学风繁琐、支离，疏于现实的病弊所在。
为加强思想控制，清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编撰活动。康熙、雍正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乾隆时期又选派纪昀等余人编辑成《四库全书》。学术界的考经证史，与清政府大规模编纂图书，是学术与文化进入古典文化总结期的突出标志。
在文化总结的趋向逐步加强的过程中，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也由清初的现实主义走向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清初的社会动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内容，并刺激了创作者，出现了一批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钱谦益强调为文要“通经汲古”，文与学合。黄宗羲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学三者合一。顾炎武把“明道”、“纪政事”、“察民隐”作为为文宗旨。施闰章主张为诗要言之有物，反对空泛浮华。以他们为代表的作家创作了大量的反映社会动荡、生民离乱以及政治腐败的诗、词和散文。
随着清政府文化控制的强化以及考据复古风气的崛起，至康熙中叶以后，文风潜替。沈德潜论诗，尊盛唐，主格调，强调“温柔敦厚”的“蕴藉”；翁方纲在论诗上提出“肌理”说，以考证金石入诗；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提出并阐发古文“义法”。反映出“正宗”文学已锢蔽，正向衰落走去。
与没有取得超过前人成就的“正宗”相反，不为重视的小说和戏曲在清前期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出现了一些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方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假狐魅、幽冥以揭露、鞭挞社会积弊和罪恶，抒发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是文言小说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通过朔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鞭挞科举制度的病弊和祸害，揭露了儒林的丑恶，对纲常礼教和官僚政治予以辛辣的讽刺，是一部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为晚清谴责小说所取法。
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的《红楼梦》，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诸方面生活的描写，以及对各类有关人物的刻画，向人们展示了封建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表现出极高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深厚的文化内容。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高峰。
戏曲方面，洪升的《长生殿》，以唐朝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抒发对国家兴亡的感慨，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孔尚任的《桃花扇》，以江南抗清、南京福王政权为背景，描述了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南明政权的腐败。是一部散发着强烈民族情感意识和历史总结意识的历史悲剧。这两部戏曲皆为昆曲，反映了清初的戏曲成就。至康熙中叶以后，昆曲因脱离现实而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根植于民间的地方戏曲。在绘画方面的代表人物则主要有“清初六大家”与“扬州八怪”。
清代的科学技术，相较于西方而言，无疑已趋于落后。但在某些学科领域，诸如医学、农学、数学、历法、地理、建筑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在历法数学方面，王锡阐著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十几种天文学方面的著作。他精通中西历法，对二者异说，皆能道其原委，究其得失。他肯定了西洋历法先进的地方，也指出了其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他对日月食的算法，对一些天文数据的应用，以及回归年的长度、岁差常数等问题，都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意见。他能结合中外经验，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促进了中国历算学的发展。梅文鼎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于我国古代历算学的整理和阐发，同时也对西洋科学加以研究和介绍。所著天文、历法、数学方面的书籍，共达86种，在中外科学知识的整理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写的《古今历法通考》，是我国第一部历学史书。梅文鼎的数学巨著《中西数学通》，几乎总括了当时世界数学的全部知识，达到当时我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地理学方面，则由于对西方先进测绘方法的借鉴，取得不俗的成绩。康熙四十七年，由传教士和中国学者一起组成测绘队，勘察全国地理，他们运用当时西方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和梯形投影法，历时十年，绘制成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图——《皇舆全览图》。
圆明园的毁灭前的照片清代的园林建筑在世界上是享有盛名的。如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周围广达三十里，拥有多座精美的宫殿、台阁、宝塔等建筑。从康熙时开始营建，乾隆时基本完成，道光时又有所增修，前后经历一百余年，耗费白银约二亿两。除圆明园之外，在清代兴修的建筑物中，著名的还有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雍和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