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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一般都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艺术结构形态是网状的，我以为这的确道出了它的外部特征。只想补说一点：这种网状形态，是按一定的理性原则和审美心理由众多的人物传记组合而成的，是史传文学和“讲史”艺术的合璧在艺术结构形式上的结晶。这一结构学，对明清两代的叙事文学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
《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一，以忠奸对立为其基本模式
小说形象体系的内部构成，是以忠奸对立为其基本模式。书中写国之将兴，必有忠信；国之将亡，必有妖逆。天子之国有它的忠臣和奸臣，诸侯之邦也有它的忠臣和奸臣。忠奸对立，壁垒分明，令读者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这种忠奸对立的模式，它有自己的生活基础，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是个重伦理教化的社会，令人各安其位、各操其守的，主要不是靠法治，不是靠法律观念的约束，而是靠德治，靠道德观念的制约。因此，“好人”与“坏人”的观念也就梦魇般地紧紧缠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总想获得一个简短而明确的回答。
《三国志通俗演义》这种忠奸对立的模式，它又有自己的文化渊源，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伦理道德，而忽视个性存在。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便是从伦理作出的对人的本位和义务的规定。一反映入史册，便出现了“忠义传”、“奸佞传”、“循吏传”、“酷吏传”等等黑白分明的名目。从而影响了宋元“讲史”的艺术结构形式，进而影响了罗贯中的文艺观念与审美理想。这种忠奸对立的模式，对后世文艺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他演义小说是这种模式，《水浒传》等英雄传奇小说是这种模式，《鸣凤记》和《桃花扇》等政治题材的明清传奇也是这种模式。它在明清小说、传奇的结构学上，岂但卓然成家，而且蔚为大观。
《桃花扇》舞台剧照其二，“经纬”线相互交织。
小说的网状结构，是以桓灵二帝失政为总起，以晋一统天下作总结，其间以魏、蜀、吴三国的兴灭史为经，以其他各路诸侯的盛衰史为纬，交织而成的；但若分而观之，则这些“经线”和“纬线”，乃是有关各方主要人物的评传而已。何以见得呢？毛宗岗的看法是精辟的：《三国》一书，“叙三国不自三国始也，三国必有所始，则始之以汉帝。叙三国不自三国终也，三国必有所自终，则终之以晋国。此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其叙献帝，则以董卓废立为一起，以曹篡夺为一结。其叙西蜀，则以成都称帝为一起，而以绵竹出降为一结。其叙刘、关、张三人，则以桃园结义为一起，而以白帝托孤为一结。
《三国志通俗演义》其叙诸葛亮，则以三顾草庐为一起，而以六出祁山为一结其叙魏国，则以黄初改元为一起，而以司马受禅为一结。其叙东吴，则以孙坚匿玺为一起，而以孙皓衔璧为一结。凡此数段文字，联络交互于其间，或此方起而彼已结，或此未结而彼又起，读之不见其断续之迹，而按之则自有章法之可知也”。当然，毛宗岗的这种归纳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只涉及作品的经线，只字未提作品的纬线；然而，他看出人物传记在该书艺术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无论如何，是独具慧眼的。那么，纬线呢？曾猖獗两京之董卓，鹰视河朔之袁绍，称帝淮南之袁术，跳梁河洛之吕布，饮誉荆州之刘表，龙骧西凉之马腾，虎踞汉中之张鲁，苟安西蜀之刘璋等。
诸葛亮最有意味的是，小说写群雄逐鹿，一路诸侯有路诸侯的主要人物，一路诸侯有一路诸侯的君臣关系。这种奇峰对插，锦屏对峙，顿使人想到《说苑》卷一叙燕昭王向郭院问“存社稷，保宗庙”之道。“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刘备之待孔明、庞统是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孙权之待周瑜、鲁肃是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仆也。曹操之待荀彧、程昱是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袁绍之待田丰、沮授是也。凡此，当然是于史有据的；然而，亦难云不是作者以理性强化的结果。
《说苑》其三，全文以一个中心、两个大战区为中心。
小说展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其所以能似散实整，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一个中心、两个大战区。两个大战区是：魏、蜀、吴争夺荆州；孔明六出祁山和姜维九伐中原。一个中心是：诸葛亮其人及其所代表的蜀国东和孙吴、北伐曹魏的战略路线。而通过一个人物的传记以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风云，正是《史记·高祖本纪》一类史传文学的特点。正如毛宗岗在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回前批中所说：“董卓不乱，诸镇不起。诸镇不起，三国不分。此一卷，正三国之所自来也。故先叙曹操发檄举事，次叙孙坚当先敢战，末叙刘备三人英雄无敌。其余诸人纷纷滚滚，不过如白茅之藉琬琰而已。”
《史记》也就是说，早在群雄逐鹿之初，作者便在艺术结构上将刘备、曹操、孙坚置于十八路诸侯的众星拱月位，尽管当时的刘备还很微贱，只是站在公孙瓒背后之人。然而，光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还应看到刘备、曹操、孙坚父子在作品艺术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在一个层次上。诸葛亮出山前，刘备一直处于小说艺术结构的中心。讨黄巾，讨董卓，讨袁术，讨吕布，投刘焉，投刘恢，投公孙瓒，投陶谦，投曹操，投袁绍，投刘表，转战南北，奔逃羁旅，于关、张有离有合，宛若西方流浪汉小说中的主人公，足迹所至成了勾连作品情节的主要线索。其间，颍川之役，张飞想杀董卓，“玄德与关公急止之”。许田打围，关羽欲杀曹操，“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
张飞陶谦让徐州，关、张拟接牌印，玄德曰：“汝等陷我于不义也，吾身死矣！”刘备想羁糜吕布于徐州，张飞曰：“我只要杀此贼，以绝后患！”玄德风雪访孔明于茅庐，张飞与云长曰：“那厮高卧，推睡不起，等我去庵后放一把火，看他起也不起！”显然，这是以“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在写三人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一人为中心，以“君子和而不同”的一组人物为主线去勾连作品的情节，它实际上已着明清《西游记》等主线形态之先鞭，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种了不起的大创造，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领先的。然而，只注目于此还是片面的，更应看到诸葛亮一出山，便成为作品的当然主人公，居于小说总体艺术结构的核心地位。
刘备刘备按其计谋办事，则荆州失而复得；关羽不按其计谋办事，则荆州得而复失。赤壁之战前，玄德按其计谋办事，则转危为安，还开创了西川基业；夷陵之战前，玄德不按其计谋办事，则有火烧连营七百里，基业几毁于一旦。舌战群儒”，令东吴失色“智算华容”，让曹操魄散，“六出祁山”，叫仲达丧胆：“七七纵”使苗王服。孔明归天后，写姜维九中原固然是在写诸葛亮孔明出山前，写刘备奔选羁旅其实也是在写诸葛亮，皆所谓不写之写。这种以主人公的人生道路而辅之以虚实相生为主线勾连作品的情节，是对中国史传文学的结构形态的继承和长足发展《水浒传》的以宋江的人生道路为主线的主线形态固然是受了它的影响，《红楼梦》的以贾宝玉的人生道路为主线的主线形态其实也是受了它的影响。
关羽其四，运用诸多的艺术手法
小说所以能将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使之呈现出一种和谐美，还在于作者成功地运用了诸多的艺术手法。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毛宗岗总结为十五条：一曰“追本穷源”:二曰“巧收幻结”；三曰“以宾衬主”；四曰“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五曰“星移斗转，雨覆风翻”六曰“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七曰“将雪见霰，将雨闻雷”；八曰“浪后波纹，雨后甘霖”；九曰“寒冰破热，凉风扫尘”；十曰“笙箫夹鼓，琴瑟间钟”；十一曰“隔年下种，先时伏著”；十二曰“添丝补锦，移针匀绣”；十三曰“近山浓抹，远树轻描”；十四曰“奇峰对插，锦屏对峙”；十五曰“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这虽不无溢美之辞，还是有见地的。这些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无疑会严密作品针线。
《三国志通俗演义》要之，“《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质之高明，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