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西安电影制片厂美术部搞绘景的工作人员芦苇被破格提拔为编剧，接连参加了厂里好几个大项目的编剧工作。
这么一折腾，文学部的人就不愿意了，派了个代表去跟厂长打小报告。
说是芦苇连专业美术人员都不算，一个搞绘景的凭什么做编剧？这样文学部的人情何以堪？
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要告别人的状我能管，但芦苇我管不了。他蹲过号子你不知道？是混黑道的。不怕死你自己找他说。”
文学部的人一听这话就蒙圈了，从那儿之后再也没人打芦苇的小报告。
芦苇和张国荣
芦苇本名卢惟，小时候长得又瘦又高，长长一条像麻杆，于是就有了“芦苇”这个外号。
这外号叫的太响，到了上学的年纪，连老师都给搞糊涂了。
填表格的时候稀里糊涂的把“芦苇”这俩字写了上去，他本人也懒得去改，干脆就正式接下了这个外号，把大名也改成“芦苇”了。
小时候芦苇的梦想是当画家，但同时又喜欢读书。
他爸当时在西北局车队工作，单位有个图书馆，是当年西北党校时遗留下来的，藏书非常丰富，为芦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创造了得天独厚的阅读机会。
18岁上山下乡的时候，芦苇带了一箱子书下去。
21岁回到西安之后，芦苇被分配到了空军维修厂，这个单位在当时是待遇最好的单位之一了，甚至可以吃上细面和精粮。
结束了一个月的入职培训之后，下了车间四个小时的芦苇一撒手，决定不干了。
他觉得自己整个人像是被绑在了机器上，这样的工作和生活严重影响了他读书。
在家呆了几年之后，芦苇通过应聘进入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当炊事员，后来因为有美术功底，才又被调入了美术组做绘景。
芦苇在电影拍摄现场
当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影片拷贝发行量在全国排倒数第一。
年，导演吴天明出任西影厂新厂长，到任一看，大呼不好。
整个西影厂平均干部年龄50岁，居高位，不做事，直接导致全厂士气低迷，老气横秋，毫无凝聚力和创造力可言。
有思想、有文化敢想敢干的年轻人被压在西影厂的最底层，每天做着毫无价值和意义可言的体力输出。
吴天明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将全厂中层干部就地免职，空出的职位全部由年轻人顶上。
在会议室，吴天明拍着桌子冲厂里的老领导吼：“我不当领导还能当导演，你不当领导什么都干不了！”
同年，吴天明把陈凯歌和张艺谋聚在一起，拍出了电影《黄土地》，打响了第五代导演崛起的第一枪。
第五代导演们赶上了好时候，在吴天明的庇佑下，他们的才华在风华正茂的年代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施展。
好不容易熬到了“辈分”，刚准备冒头的第四代导演们，几乎还没开始伸展拳脚，就被第五代导演拍死在了沙滩上。
张艺谋巩俐和吴天明
吴天明带着第五代导演们风风火火开创中国电影新篇章的这一年，后来的“中国第一编剧”芦苇，因为“流氓罪”被抓了起来，蹲起了号子。
八十年代初正严打，芦苇跑去家庭舞会和人跳“贴面舞”，组织舞会的是西安“黑道教母”老马，四十岁出头，是个寡妇。
想一想这类“家庭舞会”大约是现在夜店蹦迪的前身，但意识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就容易出事儿。
这批跑去家庭舞会跳舞的文艺青年和街头混子们，在严打期间都被抓了进去，“老马”被判了死刑。
“老马”马燕秦
芦苇被抓的时候还呆坐在西影厂宿舍。
办案人员冲进来前，芦苇还在思考到底是去自首还是先跑。
大约是看他长得老实，办案人员端详了他一会儿，再三确认他的名字。
芦苇点头如捣蒜：是我是我，真的是我。
芦苇后来在采访中说，“蹲号子”那一两年，是他的“大学时光”。
靠着自我表现和朋友在外面的走动，他后来被分去了“病号房”。他让朋友给他带来了很多书，在号子里完成了大量书目的阅读。
最开始进去的时候，芦苇被挂在一个一两百人的大房间里。没多久工作人员进来问有没有高中生，人群里稀稀拉拉的举起了几只手。
芦苇其实是初中学历，但他读书多，于是也壮着胆子举起了手，后来被分配到了给大家发馍的活儿。
有了“职位”，待遇也好了一点儿，又靠着朋友在外面的走动，混上了“病号房”，吃的好了，也没那么挤了。
芦苇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蹲号子的经历拍成电影，其实这事儿差点儿就成了。
89年夏天，场地都搭建好了，演员也都剃好秃瓢就位了，但这边刚要入戏，那边就响起了枪声。
主演吓得一哆嗦，在开拍前跑了，美其名曰“我得回北京看看上大学的儿子怎么样了！”
芦苇（左二）
芦苇回西影厂的时候，正赶上吴天明大刀阔斧的改革西影厂。
当时吴天明要求所有参与电影制作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电影开拍前的研讨会。
年吴天明作为绘景参与了周晓文指导的电影《他们正年轻》的拍摄。
开拍前所有工作人员聚在一起围讨剧本，芦苇翻着看了两页，边看边骂。
周晓文说你行你上。
这是芦苇的第一次编剧尝试。
《他们正年轻》芦苇改的不错，于是他后面又接连为西影厂电影《最后的疯狂》和《疯狂的代价》修改了剧本。
这两部电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的，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警匪片。
芦苇创作剧本的原则是不脱离现实，并让人信服。
把生活写虚假了的剧本，绝对拍不出什么能打动观众、让观众共情的好电影。
《最后的疯狂》原剧本的结尾是罪犯良心发现，觉得自己不配活着，于是自杀了。
芦苇觉得这纯属扯淡，于是改成了罪犯和公安同归于尽的结局。
九十年代初，陈凯歌在国外看到了电影《最后的疯狂》，觉得这位编剧水平很不一样，笔下的人物非常生动。
一打听才知道，剧本是西影厂的芦苇改的。
陈凯歌找到芦苇，问他有没有兴趣和他一起做一部京剧的电影，并将小说《霸王别姬》推荐给他读。
芦苇读完了书，陈凯歌又问他对小说的看法。
芦苇沉思片刻，决定说实话，“是个二流小说，通篇男欢女爱，格局不大。”
陈凯歌一听，笑了。说芦苇评价太高，依他看，《霸王别姬》不过是个三流小说。
凯歌导演不愧是少年时代励志考北大中文系的人，文学素养确实是有，一句话就震住了芦苇，促成了两人这次合作。
芦苇和陈凯歌
为《霸王别姬》创作剧本的时候，陈凯歌导演的《边走边看》进入了映前阶段。
芦苇和《霸王别姬》的小说作者李碧华去看了电影的媒体场，媒体同僚们看过电影后拉着陈凯歌的手大加赞赏，直夸电影拍的实在是太好了。
人群后的芦苇一挠头，转头跟李碧华说，“我是边看边想，到最后也没想明白这电影到底要讲什么。”
李碧华也笑，“我是边看边睡。”
那之后芦苇就明白了，陈凯歌这人，文学素养一流，导演才华一流，这剧本创作能力，实在是不行。
执着与表达诗意，却讲不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看完《边走边看》之后芦苇找到陈凯歌，说他以前都是重视诗意表达的导演，问他这次敢不敢拍一个剧情为主的电影，用好莱坞的经典叙述模式来表达他的诗意。
凯子哥一听，心想这人有点儿东西，于是又将芦苇引荐给了自己的父亲陈怀皑。陈老导演也觉得芦苇的想法靠谱，于是《霸王别姬》正式进入了剧本创作阶段。
芦苇这人，好听两耳朵戏。
他记得特别清楚，以前有部电影叫《桃花扇》，但在一段时间内被打成批判材料了。
当时他年纪小，只记得旋律特别好听，具体的也不懂。
后来在西影厂做事，剧组来了位老演员叫马长春，芦苇看她眼熟，一问才知道，这位是《桃花扇》里的小丫鬟！
写《霸王别姬》的时候芦苇就想起了昆曲《双下山》里思凡的小尼姑，咿咿呀呀的唱“我本是女轿娥，又不是男儿郎。”
灵光一闪，就有了《霸王别姬》的金句“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
为《霸王别姬》写剧本的时候，芦苇和陈凯歌约法三章，陈凯歌可以对剧本提意见，但不能提笔写。
凯子哥想，可以，这他倒是省事儿了。
芦苇第一版剧本写好后交给陈凯歌，陈凯歌在看的时候在每个场次旁边批注“上、中
下”，分别代表“满意”、“需交流切磋”和“改”。
两人就剧本问题交流了一下，你来我往间迸发了一些灵感火花，芦苇又回去改了第二版。
写这一版的时候，芦苇有些入戏太深了，剧本改完，人也虚脱了。
剧本交过去的第二天晚上就接到了凯子哥父亲陈怀皑的电话，老爷子在电话那头激动不已，连夸芦苇是个鬼才，剧本看的他都哭了。
芦苇和陈怀皑
《霸王别姬》是芦苇参与的所有电影创作中，唯一一部完全按照他写的剧本拍摄的。
一共写了99场戏，最后只拿掉了两场。
但俩人知道，真把这个剧本交上去，是一定过不了审的。
芦苇眼珠子一转，又给陈凯歌出了个主意——写个假剧本骗过审。
于是芦苇又花五天时间写了一个能过审的剧本交给陈凯歌送审，审核过程果然顺利。
当时大家还纳闷陈凯歌为什么要拍这么无聊的一部戏，凯子哥含糊其辞的答：就是想拍。
《霸王别姬》是陈凯歌过去导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奠定了他在影坛的绝对地位。
按照凯子哥近二十年来的拍片水平来看，以后他也很难拍出超越《霸王别姬》的作品了。
因为有《霸王别姬》在，后来不管凯子哥拍出多么不被主流接受的电影，在综艺节目上闹了多少妖，绝大多数影迷依然对他有绝对的才华滤镜。
在这点儿上凯子哥确实应该感谢芦苇，没有芦苇的剧本，《霸王别姬》很难达到这种程度的成功。
《霸王别姬》拿下金棕榈之后的那个晚上，芦苇去找陈凯歌，想和他探讨一下电影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结果却等来了凯子哥一句“下次一定”。
芦苇想起张艺谋的《大红高梁高高挂》拿到威尼斯银狮奖的那个晚上，拉着他彻夜讨论电影的失误。
两个人总结出三十多条可改进的地方，当时芦苇就想，拿到这么大的奖还能静下心来认认真真数落自己的长短，这个人真是前途无量。
当然，这样的良好作风老谋子也没坚持到最后。
后来他拍《满城尽在黄金甲》邀请芦苇看剧本，俩人讨论了八天，芦苇的看法始终不变——剧本太烂。
老谋子不信邪，告诉芦苇光是张艺谋巩俐周润发周杰伦这四个名字房子一块，就能卖两亿票房。
陈凯歌和芦苇在才华及能力上极其互补。
芦苇讲故事的能力配上陈凯歌对情感和诗意敏锐的感知能力，可太容易创作出经典的电影作品了。
但《霸王别姬》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合作过。
《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拍《风月》，也想找芦苇合作。
芦苇跑到上海去查资料，发现《风月》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假的，不过流传于街头巷尾的一个传说。
芦苇还是那个创作理念，完全脱离真实和生活的故事，是没办法拍出好电影的，于是拒绝了陈凯歌的合作。
后来陈凯歌拍《荆轲刺秦王》，没找芦苇。
但芦苇自己对这个题材特别感兴趣，巴巴的跑去找陈凯歌，说他要是对剧本不放心，可以交给他来写。
凯子哥说他可太放心了，因为这剧本是他自己写的。
话说到这儿，门基本就关上了。芦苇没再吭声，打道回府了。
后来陈凯歌的副导演张进战找到芦苇，说凯歌写的这个剧本他怎么看不懂，让芦苇帮忙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芦苇看完剧本，连夜整理了三十多条修改意见，又去《荆轲刺秦王》剧组找陈凯歌。
陈凯歌接了他的修改意见，说拍摄时一定注意，结果电影出来芦苇一看，还是按照原剧本拍的。
这电影原定男主角是姜文。
姜文也觉得剧本有问题，但凯子哥对他的态度和对芦苇基本类似——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姜文的暴脾气一上来，直接不干了。
于是陈凯歌又去找张丰毅救场，当时张丰毅已经和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组谈好了，都准备签约了又被陈凯给挖走了。
《雍正王朝》导演胡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本来定的是早晨八点签约，结果七点接到了男演员的电话，说不来了，要去拍大导演的电影。
原本已经被导演组唰掉的唐国强临危受命，接下了饰演雍正的任务。
凯子哥对于自己创作的剧本的自信，在创作《无极》的时候达到了巅峰。
《无极》电影上映之后，陈凯歌询问芦苇对电影的意见。
老实人芦苇答：“主题虚妄又虚无，情节散乱凌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电影。”
凯子哥这次连“虚心接受”都不肯接受，直接把芦苇拉黑了。
从那之后，两人再也没了联系。
近几年国内影视剧质量越来越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编剧在剧本创作过程中话语权的降低。
很多时候观众吐槽烂剧，喜欢说“编剧无脑”。
其实在目前国内的影视剧创作环境中，编剧不过是任导演、投资方，甚至是名气大、流量大的演员摆弄的“工具人”，在创作方面基本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
别说是普通编剧了，就连在业内有着“第一编剧”之称的芦苇，也没什么话语权可言。
之前王全安邀请芦苇为电影《白鹿原》改编剧本，芦苇非常非常珍惜《白鹿原》这个题材，前后七次易稿，为王全安创作了电影剧本。
最后王全安一点儿没用，用的是他自己花16天写出来的电影剧本。
芦苇创作的剧本非常具有个人特色，他喜欢把角色镶嵌进时代中，人物命运随时代的波涛而起伏，格局非常大。
《霸王别姬》如此，《活着》亦如此。
所以他非常珍惜《白鹿原》这种作品，结果王全安把这部带有厚重西部现实文化色彩的小说拍成了田小娥个人的情欲记录。
倒是彻底突出了他当时的太太，演员张雨绮。
国内影视剧创作领域，缺的从来都不是人才。
缺的能让人才创作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