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赋予文学创作以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清初文学创作以具有遗民意识的文人为主体，其作品多反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中人们的思想情感。
自康熙后期始，清朝统治趋于稳固，经济恢复发展，文学转而致力于艺术技巧表现，内容以抒情怀古及模写山水为主。
清初诗坛的主流为“遗民诗”。顾炎武、阎尔梅、钱澄之、傅山、黄宗羲、归庄、吴嘉纪、屈大均等，诗作风格不尽相同，但都多发易代之悲，感情深沉，词意坚实。
即使是由明仕清的诗人钱谦益、吴伟业的作品，亦多述离乱之情怀。康熙后期至乾隆年间，先有宋琬、施闰章，人称"南施北宋"，以及王士祯、朱彝尊、陈维崧、吴兆骞等人，后有厉鹗、钱载，以及人称“乾隆三大家"的袁枚、赵翼、蒋士诠等人，或提倡"神韵"，或追求"格调"，或讲求"性灵"，多以唐宋为法式，罕有创新。
清前期诗人多能为词，以词人闻名的纳兰性德善以白描手法直写性情，词风近于南唐李煜，哀婉缠绵，真挚动人。朱彝尊开创的“浙派”词，提倡南宋姜夔等人清幽的词风，并为“避滑避俗”而致力于“醇雅”。
自乾隆后期起，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取代了“浙派”在词坛上的地位。张惠言主张发扬《诗》、《骚》的比兴之旨，要“意内言外”，“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周济主张词人当以"见事多，识理透"，使词具有"史"的内涵和旨趣。著名词人项鸿祚自具词风，所为词兼具阳羡派和浙派风格。
与晚明散文小品独盛的情形不同，清初散文分为学人之文和文人之文。
钱谦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学问渊深，合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于一，文质相得。钱谦益、黄宗羲皆明确主张文、道、学的统一。
文人之文的作者，以侯方域、魏禧、汪琬“清初三大家”为代表。侯方域为文，主张“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魏禧喜好《左传》和苏洵文章，故其文多“带策士气”。汪琬为文，师法明代归有光、唐顺之及宋代欧阳修、曾巩，简净平实有余，而才气不逮侯、魏。
康熙后期至乾隆时期，考据学笼罩学术，文人受到轻视，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兴起。他们讲求古文“义法”，强调“言有物”、“言有序”，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
袁枚提倡“性灵”，反对模拟古人文章。其行文恣肆酣畅，机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借鉴桐城派而创立“阳湖派”，主张兼法唐宋和秦汉六朝，以健茂的风格，纠正桐城派的拘执和淡薄。
清初至乾隆末年是小说的全盛时期，描写社会现实的作品是这一时期小说的主流。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在清初格外突出，重要作品有陈忱的《水浒后传》、褚人获的《隋唐演义》、钱彩的《说岳全传》、吕熊的《女仙外史》等，凭借对历史或历史人物的演绎，表达被压迫者的反抗意识。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为文言短篇小说集，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统，深刻而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控诉中，表达了对自由、幸福和光明的向往和追求。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为长篇小说，汲取了古代文学讽刺艺术的营养，生动地描写了一系列受科举毒害和受市侩习气熏染的读书人的灵魂，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图景。
李汝珍的《镜花缘》，叙述唐小山、阴若花等名才女聚合的故事，表现她们的智慧和才能，表现出重视妇女的思想情感。
曹雪芹在“盛世”的喧嚣中创作出《红楼梦》，展示大家族衰败的历程和情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以及一群青年女子的悲苦命运的描写，揭示了青年男女对个性自由的要求与宗法伦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表现出极高的思想性、艺术性及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峰。
清初社会及思想情感的激荡，为戏剧的活跃创造了条件。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作家，针对晚明传奇文采繁缛、情节冗长、不合舞台演出要求的弊端，大力进行改革，致力于表现现实生活内容，使用通俗浅近的曲白，紧缩场次，以南北合套的方式增强艺术表现力，深受民众喜爱，从而为清初剧坛带来清新的气息和活力。其代表作有李玉等人创作的叙写苏州市民支持东林党、反对阉党暴行的《清忠谱》，歌颂民族英雄、痛斥奸臣卖国的《牛头山》，朱耀创作的揭露酷吏草管人命的《双熊梦》（又名《十五贯》）等。
浙江兰溪的李渔致力于喜剧的创作，所撰《笠翁十种曲》，颇受士大夫欢迎。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风筝误》、《奈何天》、《意中缘》。其所著《闲情偶寄》，分词曲、演习两部，从舞台实践出发，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戏曲创作和表演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贵浅显”等主张。
康熙中期，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相继问世。前者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抒发了对历史盛衰兴亡的感慨，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后者以南明福王政权和江南民众抗清斗争为背景，描写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歌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同时揭露了南明福王政权内部的倾轧斗争，散发着强烈的民族情感意识和历史总结意识。
康熙中叶以后，戏曲因创作上流于个人意绪情感的表达、脱离社会生活实际而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植根于大众社会生活的地方戏曲。
清代的绘画，总的看，虽有一些家派和相应表现，但主要是沿袭元明以来的绘画传统，仍以文人画为主，注重抒情写意，讲究以书人画，追求笔墨情趣和枯淡、幽寂、空灵、简远的境界。
清初，一些具有遗民意识的画家如朱耷、道济（石涛）、髡残、肖从云、傅山等，画作达情而富有个性。朱耷和道济都是明宗室后裔。朱耷善花鸟，画风有类徐渭，简练而含蓄，豪放中寄寓温雅，所画鸟多以白眼看青天，以抒其愤郁之气。
道济善花果兰竹和山水、人物，笔意纵横，淋漓洒脱。肖从云工人物，曾为《楚辞》作图，以寄托亡国之痛。髡残擅山水，其画作景物茂密，笔墨苍郁浑厚。
以"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和恽寿平、吴历为代表的“清初六大家”，主要继承了明末董其昌画派的画风，很少有自己的特色。其中长于山水画的吴历受西洋画风影响较大。
康熙年间，清廷内务府造办处所设立的"如意馆"，多聚集"六大家”一系的画家，以其为宫廷服务。以弘仁、查士标、汪之端、孙逸钧为代表的“新安派”画家，多师法元代画家倪瓒的画风，模仿习气很重。
乾隆年间，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扬州出现了扬州画派。这一画派以“扬州八怪”：金农、罗聘、郑燮、李鱓、黄慎、汪士慎、李方膺、高凤翰等人为代表，反对“清初四王”因袭古人、模拟古画之习，主张因性情而创作，抒发个人真性情。他们的写意花鸟画和人物画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郑板桥在画、诗、书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人称"三绝"，形成了所谓真气、真意、真趣的"三真”特色。其所画墨竹兰草，风骨挺劲，自然超逸，给人以清新之感。
清代的版画，在明末版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版画数量多，印制广，为下层民众所喜爱。天津的杨柳青和苏州的桃花坞印制的版画为最好，驰名中外，以印制年画为主，也印制扇面、灯画和各种挂图。年画多以祈福寿、驱邪魔、迎吉祥为主。
清初至乾隆朝，书法创作及风格形成主要以临摹法帖为基础。乾隆朝以后，随着考据学风的兴起，残存于各地的金石器物及其文字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