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讲讲孔尚任与《桃花扇》。
孔尚任(公元-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早年读书于曲阜县北石门山中。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年)康熙皇帝到曲阜祭孔，他在御前讲经受到褒奖，授为国子监博士，踏入仕途，后迁户部员外郎。次年，他被派驻淮阳疏浚黄河海，其间三年，他游历了扬州、南京一带，凭吊亡明的历史遗迹，结识了冒襄、僧石涛等前朝，遗老，对南明王朝兴亡和江南人民的抗清事迹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感受，并在当时写的一些诗词中，流露出对前朝的怀念。在治河的过程中，他又亲眼看到吏治腐败、社会的黑暗，仕宦之念因之而淡薄。康熙二十九年他回到北京，仍任国子监博士，便以读书和收藏古物来消遣时日，以诗词、戏曲抒泄情怀。·经过长期的酝酿，一他用十年时间的惨淡经营，终于在康熙三十八年完成了《桃花扇》一剧。剧本在北京盛演，影响很大，特别是使一些“故臣遗老”们“掩袂独坐”，“啼嘘而散”。因此也就为作者招来了灾祸，次年他即被免官。康熙四十一年(公元年)他回到故乡，在清寒和萧条的境遇中，了却了他的一生。
孔尚任诗文有《湖海集》、《岸堂稿》、《长留集》等，传奇剧除《桃花扇》外，还有与顾采合作的《小忽雷》一剧。
《桃花扇》是一部写南明小朝廷兴亡的历史剧。剧本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歌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穿插铺展地描写明末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借离合之事，写兴亡之感”，“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票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作者的创作意图正是要揭示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作为后人的借鉴。
作者以侯方域、李香君为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正是体现了这一创作意图的。侯方域是复社的领袖人物，又曾做过史可法的幕宾，处在南明政治斗争的访定涡中，而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她的生活和遭际是与统治阶层的荒淫奢侈有着直接联系的，即所谓“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也”(《桃花扇》《媚座》一出总批)。
作品生动地展示了南明小朝廷政治的腐败，弘光(福王朱由裕)一心只要“声色之奉”，而权臣马士英、阮大锨则怀着“幸遇国家多故，正是我辈得意之秋”的心理，结党营私，卖宫鬻爵，荒淫奢侈，倒行逆施，勾结武臣、宦监，排斥陷害忠良。而高杰、黄得功等四镇武臣则争夺地盘，自相残杀，武吕总兵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内战。总之，正是因为昏王当朝，权奸掌柄，文争于内，武哄于外的局面导致了南明的崩溃。与此同时，作者又热情歌颂了具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史可法，描写了他“为国事，不顾残躯”的忠贞坚定的品格;写了他在孤危艰难的境遇中，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独力支撑，最后以身殉国的英雄事迹，描写了他“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的哀痛心情。从而表现了作者的鲜明的爱僧感情，寄托了兴亡之恨。
作者对复社文人的描写是有褒有贬的。对于他们继承东林党的传统，坚决和阉党斗争给予肯定，但对于他们在国事危难之际，沉迷于诗洒、声色则语含讽刺，而对他们闹文人意气、不顾大局、激化矛盾则也子以批评(见《哄丁》一出)。男主角侯方域，是所谓“复社四公子”之一，他身上表现出贵家公子的许多弱点，一出场唱的《恋芳春》曲:“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便表现了他对国家危亡的淡漠，而醉心于花柳风月。正因为这样，他差一点落入阮大铖的圈套。他对李香君是痴情专一的，然而他却为了儿女私情而不念国家大事。
李香君是《桃花扇》剧中一个光彩夺目的舞台形象，是全剧的灵魂。她是秦淮歌妓，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她却是一个温柔、多情、美丽、聪慧而又有见识，有节操，勇于斗争的女子，体现了作者道德的和审美的理想。她对侯方域真挚深沉的爱倩，不仅是因为侯方域风流调镜，而且因为他是一位“复社”公子，是与阉党权奸对抗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人物。李香君的爱情里是包含着这位风尘女子对黑暗的僧恨和对正义的追求的。正因为如此，她才能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甚至当面斥骂宰相马士英，“碎首淋漓而不肯辱于权奸”。除李香君外，作者还塑造了卞玉京、郑妥娘、柳敬亭、苏昆生等歌伎、艺人的形象，描写了他们僧恶奸臣，关心国事的正义感和不做清朝顺民的民族节气。用这些下层人物的浩然正气和统治阶层的混乱无耻相对照，反映了作者的进步思想。
以上就是今天所讲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