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明代陕西的俗文艺尤其是戏曲是颇有发展的。早在明初，秦王朱樉父子就笃好戏曲，在王府内设教坊，演戏作乐，并把关中民间戏班征选入宫，供其娱乐。名将常遇春屯田于同州，因军中多秦人，所以以同州梆子为军乐，经常演出。秦王府也常用这些戏班来招待客人。
如明中叶著名边帅王越在西安谒见秦王时，便受到这种款待。万历年间袁宏道、朱一冯来陕主持乡试时，也由秦王府乐人演出了乐舞、杂剧及地方戏。权阉刘瑾是陕人，入宫后主管教坊司，陕西乐户颇受优待。当时陕西各县多有世袭乐户。如武功县只户人家，就有9户乐户。
其他如户县、周至、朝邑、大荔、三原、高陵、凤翔、乾州等地也有。西安、汉中等地更有大批乐户专供秦王府役使。康海、王九思下野后由文转艺、化雅为俗之举，却给民间戏曲化俗为雅提供了契机。康、王挖掘民间乐曲，共同创作了一种“康王腔”，对陕西地方戏曲发展大有裨益。
朝邑二韩（邦奇、邦靖兄弟）家居时，也曾潜心于秦声的创作、演出实践。此后，又有明中后期重要传奇作家，部阳县王异、王元寿兄弟，著传奇24种，蒲城人魏秉、长安人董旭兆、凤翔人程云翼、韩城人卫先范、郃阳人范垣等，都善于鼓琴啸歌，对陕西地方戏曲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特别是渭南人李十三家族更对秦腔的形成贡献巨大。李十三原籍华县大张社村，逃荒到渭南北原上的小钟村落户，后来成为明代有名的世代相传的民间剧作家。他们祖孙19代，共同创作了秦腔剧目数十本，影响了有明一代的陕西戏剧，并遗泽于后世。
明中期以后，陕西各地农村的秋神报赛演戏风气更为兴盛，嘉靖《略阳县志》说：“春祈秋报，有古之遗响。”《洛川县志》记载说：“秋赛多用伶人演戏。”明王三聘在其所作《周至县志》卷9中也提到：“（城隍）庙内演戏赛神。”《鄠县志·周仪传》中也记录了：“邑民有事于城隍，声传繁艳，观者塞途。”
周仪是弘治年间鄢县的教谕，所记不虚。其盛况有如各地方志所言：“半夜空堡而出，举国若狂”；“人物杂众，士女云屯，经月不息”。清人邹均礼所撰的《重修盘古庙碑序》也说：有明一代“每岁四月八日，七月望日，为附近居民酬神赛会。演戏数日，四方商贾辐辏，士女云集，…颇称盛会”。陕西地方戏风之盛可见一斑。
入清之后，陕西戏曲的发展又汲收了新的营养。郃阳县学者李灌，字向若，又字莲璧，20岁名驰三辅。明亡后他“披剃为僧”，拒绝清廷征召，为明末关中八遗之一。他在清初隐居乡里时，除创作了许多充满反清思明情绪的诗词外，也编写了许多说唱剧本，多体现了浓厚的民族思想与不可屈服的反抗精神。
李十三家的戏班入清后仍演出于同州府属各县，艺术上更趋成熟，其代表作《白玉钿》《火焰驹》等秦腔名剧，把青年男女争取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斗争与反抗宗法愚味和封建专制的思想联系起来，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清代女剧作家王筠，字松坪，号绿窗女史，长安县人，人称“长安才女”。
她的大型剧本《繁华梦》《全福记》《会仙记》等，都以女子的奋斗为主题，反映了作者追求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的思想，可同《牡丹亭》《桃花扇》等名剧相媲美。此外佚名作者的《铡美案》火打渔杀家》（又名《庆顶珠》）《反徐州》（又名《串龙珠》）《法门寺》（又名《宋巧姣告御状》）《打銮驾》《打金枝》等，题材之广泛，内容之新颖，寓意之深刻，艺术之高超，都是前所少有的。
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陕西地方戏曲已经由俗而雅，从乡村社戏、教坊家班而登上了大雅之堂，并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学士投身于民间艺术的提高，清代三原的张鼎望、周元鼎、蒲城的崔向余，晚清宜川的张梓、城固的何炯若、渭南的张元中、郭安康等，都是诗词、戏剧并作，雅俗相长，互相促进，深受群众喜爱。
他们的创作实践不仅丰富了民间文化，而且促进了俗文艺的雅化。随着这种俗文艺的高雅化进程的发展，陕西地方戏曲的创作实践已上升为理论，出现了一批戏曲理论家与理论著作。清代陕西地方戏曲与民间艺术的发展，还表现在秦腔各流派的分化与秦腔以外其他剧种的成熟。
由于传播地域的关系，陕西地方戏曲与民间文艺形成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在同一剧种或同一声腔系统中，又形成了充满泥土芳香的不同流派。如秦腔已有东路、西路、南路、北路之分。曲子戏中分化出了西府曲子、二华曲子、陕南曲子、陕北曲子。道情这一艺术形式也出现了关中道情、安康道情、商洛道情、陕北道情等地方流派。
碗碗腔中产生了东府碗碗腔、西府碗碗腔、陕北碗碗腔、洋县碗碗腔。秧歌之中也分出了陕北秧歌、韩城秧歌、渭华秧歌等，各自成立为一个剧种。即使发源于西安附近的汉调二黄，也因流布地区不同而有了关中派、洛镇派、汉中派与安康派之别。这些不同流派的出现，表明陕西地方戏曲与民间艺术的高度发展与臻于成熟。
陕西戏曲班社组织与演出形式在清代也有了长足发展，清代中叶开始出现了营业性演出，陕西民间班社由自乐性的搭班演出、承当“庙貌会事”而发展为营业剧团。大批商人组建的班社，虽有招徕观众以利贸易的初衷，但后来也都成为独立的商业性演出。晚清时，很多班社都是地主兼工商业者领班。
如当时同州梆子的四大班（大荔潘驿潘汉龙的潘家班、羌白梁光的梁家班、朝邑齐士唐的齐家班、城关许建仁的许家班）被称为“四大财主班”。不少县商人会馆的戏班子也属于这种性质，成为商人的雇佣演员了。随着商业性经营的扩大与发展，表演艺术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插科打诨增加，行头日趋艳美，而且吸收了其他许多艺术营养，如西府的小红拳、东府的真刀真枪，都吸收了武术的成果。这些变化都是当时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发展对文艺发生影响的标志。
除戏曲以外，清代陕西的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也有发展，如清初宝鸡人党崇雅，曾先后仕明与大顺，后投清，官至大学士，他的诗词成就很高，著有《图南草》《忘先草》《焚焚草》《鹃失啼》等。淳化人宋振麟，著有《中岩集》等。
结语
总之，明清两代，陕西的文学艺术出现了雅文艺的俗化与俗文艺的雅化这两股互为因果、交融反馈的潮流，专供统治者享用的庙堂艺术衰微了，立意深高但缺少内涵的古文运动退潮了，而以里巷民谣与旷野山歌为基础的地方戏曲与民间文艺则日益兴旺发达，并成长为新兴的高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