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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在昆曲剧目中更是如此。“十部传奇九相思”，明清昆曲中表现最多的就是爱情题材。明王朝在政治上采用高度中央集权制加强封建统治，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特别是王阳明学派风行以后，更为封建礼教的统治找到了新的理论根据，在主张“知行合一”、一切从“良知、良能”观点出发的王阳明学说看来，恪守封建礼教、奉行封建伦理道德，应当是人们的先天固有本性。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道德学说，在社会生活方面给予人们的重大影响突出表现在婚姻爱情问题上，它强调男女婚姻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媒之言”，而自由恋爱则是犯了天条大忌。
爱情题材剧目《牡丹亭》正是由于这种违背人的天性的精神压迫，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反抗，涌现出了大量描写婚姻爱情题材的剧目。这些剧目通过押击和批判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歌颂敢于冲破束缚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民主精神，在明万历以后的戏曲创作中成为主流。在这些主流作品中，处处洋溢着“以情反理”的思想光辉，其发端当首推明汤显祖的《牡丹亭》。它描写杜丽娘青春萌动，爱上了梦中的柳梦梅，为情忧郁而死，柳梦梅因爱杜而使其重生。这种将情作为人之本性与理学对抗的民主思想，不仅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男女，而且对后世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后，孟称舜的《娇红记》将这一题材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爱情题材剧目《牡丹亭》王娇娘与申生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已不是表现人的本能，而是理性的思考和清醒的选择，表现了“年华有尽情无尽”的至深之情，歌颂了真情超越生死的力量。这些作品反映了明代后期的民主思潮，似一抹新时代的曙光照亮大地，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类作品中，女主人公既有大家闺秀、皇室宫女、道观尼姑、青楼妓女，也有妖精鬼魂、神仙天女，她们虽然生活环境和身世经历不同，但却有着共同追求人性自由和婚姻幸福的精神品格。写道观尼姑者，如明高漉的《玉簪记》，描写书生潘必正和女尼陈妙常的爱情故事。陈在金兵南侵的战乱中流落到女贞观修行，开始时静心修炼佛法，一心皈依空门，但自遇潘后便春心萌动，爱情的力量终于使她突破宗教的束缚，私下与潘定情。
《玉簪记》她的青春一旦觉醒，便表现得极为大胆执著，这种自由的相爱和私自的结合，不仅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而且是对宗教清规的叛逆，表现了青春和爱情战胜宗教法规的巨大力量。作品以它的民主思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明徐霖的《绣福记》，描写郑元和与妓女李亚仙的爱情故事。当郑被其父打伤抛弃、沦为乞丐在风雪中乞讨时，李将郑接进家中，解下绣福为他包裹，后又助他成名。作品歌颂了社会底层风尘女子的善良品质和坚贞不渝的爱情，鞭挞了钨母的唯利是图和郑父的门第观念。尤其是将李的人格情操与自恃高贵的剑南采访使郑儋相比，显示了一个被社会歧视的妓女所具有的崇高品质。
《绣福记》故明祁彪佳谓此剧“为红裙吐气，为荡子解嘲”。此外，写宫女爱情者，有明王骥德的《题红记》，描写唐时书生于祐与宫女韩氏红叶题诗终成姻缘的故事；写人鬼爱情者，有明周朝俊的《红梅记》，描写太学生裴舜卿与鬼魂李慧娘的爱情故事。这些作品通过各色人物对爱情自由的热烈追求，表现了人性的普遍觉醒和对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昆曲爱情题材的创作，并非仅限于才子佳人戏的模式，一些剧作家突破儿女情长、生旦团圆的成规，开始将笔触伸向爱情以外的社会政治生活领域。这一倾向在昆曲形成之初即已初露端倪，如梁辰鱼的《浣纱记》，就是将范蓝与西施的爱情与吴越兴亡结合起来，歌颂了臣民百姓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爱情的崇高精神。
《浣纱记》周朝俊的《红梅记》，通过描写青年男女正常爱情惨遭扼杀的现实，揭示了以好相贾似道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社会对人民身心的残酷摧残和压迫。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描写战乱造成的爱情离合，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如徐彻祚的《红梨记》等，将个人爱情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对封建腐朽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是明代昆曲创作取得的新成就。清代昆曲创作在明昆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剧目数量超过了明代昆曲，思想艺术质量亦可与明昆曲相媲美。清代初年，民族矛盾激烈，政局动荡，民生疾苦。这一时期剧作家的民族意识特别强烈，他们借写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形成了昆曲创作的高峰。
《红梅记》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集前人文学成果之大成，既有对男女之情的动人描写，又有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示，抒情与批判相结合，使婚姻爱情剧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其结构排场的精妙，文辞音律的完美，都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洪昇的《长生殿》，描写了唐明皇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给国家造成的政治动乱，唐明皇占有了情场，却毁了朝纲。面对这种爱情与政治的矛盾，作者既批判了他们爱情的缺陷，又歌颂了其爱情的诚挚，竭力强调真情的力量，其创作显然受到汤显祖“至情”思想的影响。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以反对权奸的共同政治思想为基础，二人不愿背弃自己的人格和气节，最后不得不割断情缘、双双入道。
《长生殿》这里既包含着对历史责任的艰难承载，也饱含着人生命运的绝望情绪。因此，与《长生殿》借政治兴亡表现真挚的爱情不同，《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更强调人们对国家兴亡的责任。二者虽然观点与主张不同，但它们都描写了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在题材内容上开拓了新的领域，超出了一般爱情剧的思想范畴。在婚姻爱情剧中，还有一些描写男子负心婚变的作品。如明范文若的《鸳鸯棒》，写薛季衡贫时娶丐头之女钱媚珠为妻，得官后竟把媚珠推入江中。得官婚变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婚姻问题上的门第观念和功名富贵思想是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长生殿》因此对这种负心郎的谴责，就不仅是对封建社会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而更表现了对封建等级观念和世俗功利思想的批判。还有一些作品独出机籽，改负心郎为痴情汉，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明王玉峰的《焚香记》，将宋元以来的王魁负心这一传统题材，别出心裁地改为王魁不曾有负敷桂英，而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谋夺敷为妾的财主金垒和逼其改嫁的鸭母；尤其敷生前死后在海神庙的两次诉告，强烈地表达了古代妇女对不幸遭遇的控诉和反抗精神，《阳告》《阴告》后成为流传久远的折子戏。此外，还有一些作品是以错认巧合造成波澜的才子佳人剧，如吴炳的《西园记》、阮大钱的《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等。
《焚香记》这些作品中的悲欢离合主要缘于偶然的误会巧合，它们不能反映带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矛盾，因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意义。但它们的故事情节曲折、戏剧性强，因此在舞台上仍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