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司马迁故里探寻

图片提供：任罗乐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山南水北谓之阳。司马迁所言“河山之阳”，即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从地理位置看，河津正处于这个坐标中心。一河之隔的陕西韩城司马迁塑像斜对东北方，显然取思念故乡河津之意，故而原名望祖祠。

司马迁

“户溢芬芳，村披锦绣，天开旷代升平世；

名传寰宇，气贯长虹，地毓千秋太史公”

一座高大的红褐色大理石贴面的牌楼，在渐凉的秋风中，默默伫立在西辛封村口。司马迁故里，就在今天的山西省河津市阳村乡西辛封村。

一直被誉为中华史圣的太史公司马迁，年，又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

司马迁，字子长，汉代皮氏龙门人，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在著名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西辛封村口，清代犹留一块石碑“司马故里”，抗战时损毁了。西辛封村今有多人，其中司马家族还有20余户，多人。司马家族世代珍藏着两件宝物。一件是黄褐色的布牌，边缘破损，“左像布牌爵名录”之下，密密麻麻排列着数百个司马氏的名字，布牌最上方的名字是“汉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下方就是司马迁的名字。另一件宝物，是两截5.6厘米长、3.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的发黄的象牙板残片，这是祖上传下来的“笏板”（俗称朝王板）残件，据说是当年司马迁使用的物品。

司马故里西辛封村村口的墙画

河津北枕巍巍龙门山，西抱天险禹门口，西、南皆依九曲黄河，山峙水绕，果然“河山之阳”，确实是一块孕育人杰的宝地。

听说我要写太史公司马迁，河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运城楹联学会副会长、河津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任罗乐，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任罗乐老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河津历史文化“活字典”，他一生孜孜不倦，倾情钻研河津传统文化，对太史公司马迁颇有研究。

人证物证俱全，历代不绝于书，司马迁故里当然在山西河津！任罗乐说起家乡的先贤太史公，双目放出热切的光芒。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河津同仁们便为将史圣“迎”回三晋故乡，四处奔波，任罗乐更是付出了诸多辛苦。他曾撰文写道：新中国成立后，墨遗萍、邱文选、徐崇寿、靳欣文、黄乃管等方家学者经过分析研究，认真考证，都认为司马迁出生在河津，特别是邱文选、徐崇寿合写的《司马迁籍贯考略》、黄乃管所写的《司马迁出生在今山西河津县说》，都很有见地，笔者赞同他们的意见，也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应当理直气壮地载入河津史册。

商代祖乙曾迁都河津，又封弟弟祖丙于此，建立耿国。战国时期魏国的军事要塞皮氏邑位于河津市，秦置皮氏县，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年）改为龙门县，从此“龙门”专指今河津。北宋宣和二年，宋徽宗因此地龙阙寺一案，又怕龙门出真龙天子，即将龙门县改为河津县。

而河津，至今仍称古耿龙门。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山南水北谓之阳，反之为阴，司马迁所言“河山之阳”，即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从地理位置看，河津正处于这个坐标中心。《史记》中司马迁的自述，是故里河津最直接的证据。

河津固镇村古上生院遗碑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

抗战时期，一名爱好文物古迹的日本学者曾来河津，实地拍摄了不少照片，其中包括：“司马迁故里碑”、“卜子夏祠堂”、“卜子夏墓”、“觉城寺塔”等照片。照片中的司马迁故里碑，镶嵌在古式砖砌碑楼里，它与古《河津县志》中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

近四十年前，任罗乐在河津僧楼一带任职，僧楼小学有位李姓老师，曾孜孜不倦整理了太史公故里的资料。李老师去世后，任罗乐曾委托其子保存好资料。遗憾的是，这些资料最终丢失了。后来，调到河津宣传部门的任罗乐，专门研究搜集史料，成为当地司马迁研究专家。

早在晋代，河津就有司马迁墓和庙。晋怀帝永嘉四年（年），汉阳太守殷济为司马迁墓建石室，立碑树垣。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在《河津县总图记》中明确记述：“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为之建石室，立碑树垣。”这些纪念物，也比现今韩城的太史祠宫（建于北宋治平元年，即）早了七百多年。

明嘉靖二十五年（），河津知县陕西籍人雍焯，在河津县治东创建了三贤祠“祀卜子夏、司马太史、王文中子”；

明隆庆四年至万历元年（—），河津县令陕西籍人张汝乾创修《河津县志》，把司马迁作为河津籍人大加赞扬；

明代卫生《重修卜子夏祠堂碑记》明确记载“……风泽沾濡人心最久，在隋有王文中，汉有司马子长……”

明朝内阁首辅朱国桢在《仿洪小品》卷六“古墓”一节中明确记述：“司马迁世家龙门，芝川去龙门只隔黄河。”

清嘉庆十九年（）河津县令浙江籍人沈千鉴在重修《河津县志》序中所说：“龙门胜地，代有名儒，如司马太史公、王文中子、薛文清公者，后先相映，卓越千秋。”

清代著名学者《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等编纂的清康熙版《平阳府志》，卷之二十三“人物”载“司马谈，龙门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平阳府志》卷之三十一“陵墓”载：“河津县：汉太史公墓，县西十五里……”

……

这些史料，被任罗乐一一搜集起来。任罗乐与河津同仁，曾多次赴一河之隔的陕西韩城太史祠考察。古代庙宇祠堂，人物塑像都是正襟危坐，或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而韩城的司马迁塑像却斜对东北方向，这显然是取思念故乡河津之意，或许这正是建墓立祠人的初衷，故而原名“望祖祠”。

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在河津固镇村挖出元碑见证的一天。这个固镇，就是荣获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的晋南固镇宋金瓷窑址所在。年2月24日，任罗乐与河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张瑞珍，专程到固镇村邵家岭寻访有关司马迁的传说古碑。上午十时，乡里赵先生帮助掘出窑洞旁水龙头基座中的石碑，大家如获至宝，立即洗碑索迹，十分惊喜地发现了有关“司马迁”的文字，立即抄录下来。第二天，又请市博物馆马鹏亮馆长等现场鉴定，确认为元碑。博物馆当即出资，委托固镇赵师傅寻了一辆车，将珍贵元碑运到位于河津市的博物馆内。该碑为固镇村古兴教寺遗碑，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碑文题为“创修上生院记”，由元朝从五品官员“奉训大夫陕西奉元路（西安）府判段循撰”文。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佛者……咸得皈依之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距县治北一舍社……。”试摘录、标点，即为“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这段记载，为“司马迁是河津人”提供了确凿的碑证。

碑文作者为西安府判，他认为司马迁是河津“弘文巨笔”，与元代监察御史王思诚所写《河津总图记》(清光绪版《河津县志》)关于司马迁的表述一致。可见，虽宋代陕西韩城建造司马迁祠堂时隔未久，但朝野共识尤其是陕西官方还是认为司马迁生于河津，与《司马迁自序》保持一致。

谈起这一段元碑往事，任罗乐眉角飞扬。稍顷，他又取出一本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藏书》，翻到卷四十“儒臣传·史学儒臣司马谈、司马迁”，手指墨字兴致勃勃对我说，“瞧，李贽在《藏书》中盖棺论定，司马迁父子是绛州龙门人，‘司马谈，绛州龙门人，谈为太史公，……有子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李贽在这里的表述，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相一致，但李贽把司马迁的出生地说得更为具体，开宗明义，肯定地说司马迁父子是绛州龙门人，而绛州龙门，正是现今的河津。”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太史公的一句自述，透露出对大禹治水开凿的龙门，对家乡的热爱与眷念，透露出雄丽山川赋予少年的他的胸襟与远大抱负。

司马迁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愿，开创性地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迁出身史官世家。也曾参与编写太初历，对天文星象具有精深造诣。司马迁博学多识，思深旨远，提出考察史事要“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同时在《史记》中推重人的作用，认为人自身的言行，尤其德行对事情的结果有重要导向，弘扬了人文精神。在表述过程中，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及“承弊易变”传达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思想。

少耕河山之阳，长有四方之志。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曾壮游天下，堪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壮游中，他不仅搜集史料，去伪存真，考察风俗，感知到民间疾苦，还设身处地感受悲愤投江的三闾大夫屈原等先贤的心境，对日后著书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久，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部征讨巴蜀，建立功业。凯旋时，在黄河洛水之间见到了临终的父亲司马谈，其父声泪俱下，嘱咐他一定不要遗忘先人准备撰写的史著。父逝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史记·太史公自序》以相当篇幅序写六家要旨，论道六经要义，司马父子推崇黄老，学术思想的批判锋芒暗中指向时政，深令汉武帝怨恨。司马迁秉笔直书，“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惹得“帝怒，削而去之”。武帝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给李陵辩解获罪下狱，翌年被处宫刑，后出狱任中书令。宫刑不仅摧残肉体，更是人格上极大的侮辱，然而司马迁为遂先人遗愿，著书传世，承继天下史学的传统，而强忍悲辱，昼夜奋笔，终于完成了皇皇巨著《史记》。

西辛封村村口的司马迁故事宣传栏板

《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精神，千秋共仰。

譬如近代学者章学诚认为，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俨然比于后无来者；翦伯赞认为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独树高帜的《史记》社会长廊中，可以一睹慷慨就义的游侠、以讽代谏的俳优伶人、医生、卜者、商贾以及佞幸、酷吏等千姿百态的人物神情，尤其设《陈涉世家》，将农民起义的领袖，置于与王侯功臣、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学者季镇淮在《司马迁》一书中称赞道，太史公并不完全局限于时代，太史公衡量人物的尺度，不是从传统的封建道德出发的，而是从广大的被压迫人民的意愿出发的，鞭笞腐朽和黑暗，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由于宏远深邃的目光，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写了外国君长统治的历史，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天地人文，涉及广泛，使《史记》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大百科全书。年，司马迁被联合国命名为“世界历史之父”。《史记》还表现出超前思维的经济思想、精辟的民族一统思想、军事地理学与兵法经商思想等，永远在人类史河中闪耀熠熠光辉。

大禹凿龙门，英名垂千古；司马生龙门，史笔昭日月。

《史记》创造性地将文、史熔为一炉，文学性对后世亦影响深远，梁启超称其是“千古之绝作”。

在西辛封村，司马谈第63代后裔司马福老人的遗孀张巧荣女士，陪着我参观了村口长长一排的司马迁故事宣传栏板。她告诉我，每逢祭事，司马家族的人都要将神符悬挂于中堂，顶礼膜拜。旧时此地司马家族享有不纳皇粮的特殊待遇，且与其他姓氏对簿公堂时不必下跪，一般人家盖房只能用合嘴兽头，而司马家族脊兽的兽头是张开嘴的。这个历史流传下来的规矩，都是因为司马家族出过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太史公，他俩都能坚持真理，敢于直谏，家乡人对司马迁父子的不畏权贵、秉笔直书感到无限骄傲自豪，于是利用新房厦脊非常显眼、高高在上的位置，使兽头张口，祈愿先祖客观公正伸张正义的精神能永世传扬。

近年来，河津市大力弘扬了司马故里优秀传统文化。

由河津市政协牵头成立的河津文化研究会，对司马迁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由任罗乐主编，编辑出版了《司马迁故里考辨》一书。年12月10日，河津市史志文化研究会组织本土专家、学者、司马迁故里西辛封村司马迁后裔等，对河津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进行专题研讨。与会人员按照“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原则，围绕司马迁的坎坷经历、巨大贡献、高尚精神、故里归真、旅游开发等课题进行了认真研讨并达成共识。

据任罗乐讲，河津市还计划开发司马故里，重建碑楼、祠堂与纪念墓地等，副市长去西辛封村实地调研了多次。另外，河津编印的一系列图书里，都加入了司马迁的生平事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浩然正气与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观融为一体，是我们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P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