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和西施的故事因其浪漫柔情成为了历朝作者所喜欢创作的文学母题，他们之间有着真实的历史结局，但也随着时代更替和后人不断加工创造演绎出了不同的版本，体现出多元化的
发展趋势。历史故事向来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三国演义》《汉宫秋》《桃花扇》《长生殿》等等，这些作品大都依托历史事实，经过作者的审美想象与艺术创作，将征战兴废、人情世情等为基础的历史题材，改编或重写成完整的故事。甚至同一主角，同一事件，也能在后世进行不断的翻新创作，既囊括诗词歌赋，又涵盖戏曲小说，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也能一窥当时的政治社会风貌。范蠡和西施故事在后世的演绎过程，实质大致符合中国文学叙事中“才子佳人”的偏好，自《诗经》中就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歌，后有司马迁《史记》中项羽虞姬、司马相如卓文君，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张生崔莺莺……无不体现并延续着中国人爱美重才的传统。中国文学一直崇尚才子配佳人，英雄配美女，范蠡政商双杰的传奇人生可称才子英雄，而西施就是有着沉鱼之美的美丽佳人，因此，当范蠡和西施相遇，便奠定了“才子配佳人”的演绎基础。一、故事形成：《越绝书》《吴越春秋》中的书写与分化1、《越绝书》中的范蠡与西施故事：同泛五湖而去《越绝书》，又名《越绝记》，时间跨度上自夏禹下至两汉，重点记载了关于春秋末至战国初年吴越地区的庞杂历史，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天文、地理等内容。该书是以吴越争霸为叙述主线，也涉及诸侯列国，被誉为“地方志的鼻祖”。与先秦史籍及汉初著作相比，《越绝书》对于范蠡和西施的记载更为详细，这也是范蠡和西施首次在同一作品中有了交集。2、《吴越春秋》中的范蠡西施故事：越浮西施于江《吴越春秋》是一部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为主的史学著作，从时间跨度和情节设置上与《越绝书》有相像之处，它注重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但又不拘泥于史实，加入了一些新的创作，在故事讲述和人物形象上有所增减。《吴越春秋》对范蠡形象的塑造，更加突出了范蠡忠心知礼、知人善用才能和及时抽身的美德，同时，也加入了汉代时兴的谶纬之学，作品中的范蠡精通其道，常常利用这一技能主持相关工作。二、故事发展：由唐至元的逐步拓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范蠡与西施为主角的故事在此时期呈现出范蠡角色的缺失，西施与范蠡多出现在彼此无瓜葛的叙事之中，呈现出一种分道扬镳的故事模式。1、唐代：对范蠡西施的分散描绘有关诗词题材中的范蠡西施故事，唐代主要以分散描绘为主，范蠡与西施多单独存在于诗词作品中，著名诗词大家譬如李白、王建、元稹等人，常借助范蠡和西施的意象，或施以功过评价，或寄寓怀古之情，作品数量相当丰富。2、宋金：戏曲兴起促成故事书写至宋朝，范蠡与西施依然是文人乐于书写的对象，就二人故事创作的内容与主旨而言，较唐代并未有太多创新。对于二人的单独书写不胜枚举，整体书写也见复苏之态。这一时期的一些诗作对于范蠡与西施的结局，都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吴王果然被西施迷惑，终日沉湎美色，骄奢淫逸，终致使了亡国的命运。越国灭吴后，西施希望因自己入吴有功，能够借此机会回到家乡。然而勾践认为，如果因为吴亡就赦免西施，那么越国又与吴国何异，使得西施归乡理想破灭。吴国和越国的怨恨猜忌，使西施被公认为妖女，一个奉献自我居功甚伟，本能荣归故乡的女人，却最终落得“蛾眉宛转，竟殒鲛绡，香骨委尘泥”的结局。在这部作品的结尾，西施虽有一个作者安排的与公子“同仙骑。洞府归去”的最终去处，但却与范蠡无关，范蠡在此曲中仅作为选中西施献吴的人物，主要是充当了主人公西施一系列活动的背景板，对二人关系未做明显展示。3、元代：散曲杂剧中的丰富创作元代是散曲杂剧最为流行的时期，而范蠡西施故事正是通过这两种文学题材，获得了长足演绎发展，加强了故事的传播范围。综合元代所创作的散曲看，范蠡西施故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是西施，开始被赋予“魅惑君王”的形象标签，这一转变使西施在人物角色的动态发展中走向负面，而她的结局往往是作为“红颜祸水”沉江而死。与之相反，范蠡一直延续了他的正面形象，被文人作为忠与智的代表人物加以突出。三、故事扩大：明清戏曲作品创作的高峰《浣纱记》《浣纱记》为明代戏曲家梁辰鱼所作，共四十五出，是范蠡西施故事在这一时期创作高峰的代表作品。该剧以吴越相争为政治背景，在全文贯穿了范西爱情的故事线索，时间跨度上以檇李之战为开始，泛湖五湖为结尾。《浣纱记》的叙述模式与中国文学中“才子佳人”小说大体相似，主人公之间都经历了定情、分离、重逢的波折过程，但《浣纱记》又不单纯是一部描写才子与佳人故事的作品。首先是在西施的建构中，跳出了原本集中于对女子容貌书写的固定模式，增加了她参与政治活动的部分，将西施塑造为报国英雄；其次是范蠡西施之间的爱情，被置于家国的大背景之下后，就不再只受二人情感走向的影响，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与国家兴亡息息相关。1、范蠡、西施的情感经历《浣纱记》第二出《游春》中，描述了范蠡与西施相遇定情之经过。在这一出里，生、旦先后出场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范蠡字少伯，楚国三户部落人，深谙权谋之术，擅长用兵之道；西施本名施夷光，世代居于苎萝山以浣纱为业，因家境贫寒、所居偏僻，所以即便有不凡美貌也不为世人所知，至今仍未婚配。范蠡在若耶溪这个地方游春时与西施初遇，西施的美貌深深吸引了他，文中写范蠡评价西施为“采药之仙姝”“避世之毛女”可见一斑。二人一见钟情心意相通，于是西施以所浣之纱交予范蠡作为定情之物。范蠡与西施，一个是才谋超人的越国名臣，一个是身居偏远的普通美女，苎萝山之遇将本无交集的二人联系在一起，成为他们爱情故事的开端。《浣纱记·泛湖》一出交代了吴越战争的结局：吴国被灭，越国雪耻，西施复归越国与范蠡再重逢，至此，作品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范蠡与西施在历经爱情的波折之后，一同泛舟归隐。看尽世间烟华后于尽处回首，二人感慨散落圆聚、浮生若梦，世事兴废皆是过眼云烟，曾经多少事今付笑谈中。2、范蠡与西施的爱情特色梁辰鱼用较为平实的笔墨书写了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没有大量词藻的铺叙，也没有过多地纠结于主人公之间的儿女情长，更多着墨于家国背景下爱情的厚重感与人物行为的被动性。范蠡与西施的爱情在此没有封建家长的阻挠，而是将阻碍二人的因素设定为更大层面的国家利益，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二人为拯救国家被迫放弃爱情，但结局又获得团圆，其中既有波澜壮阔的大爱，又有深情不渝的小爱，相比传统意义上描写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更具主题与情怀上的高度。3、贞节道德观念下的全新创作古代的贞节道德观念是伴随着儒家礼教的兴起而产生的，在《周易》、《礼记》、《仪礼》等著作中，就提出过要求妇女“从一而终”的观点，一直发展到唐后期，社会之中对于女性贞节的要求始终较为松弛，并未对女性产生过分约束，但到了宋代，在历经唐末及五代乱世后，统治者迫切需要思想上的控制来对政权进行巩固，理学的出现恰好顺应了上层建筑的需要。至程朱理学登上历史舞台，朱熹提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理学思想，将女性贞节置于道德评判的标准之中，这就把贞节道德观念抬升到更加苛刻的阶段，程颐提出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正是此种观念的最佳表现，也因此将约束扩大至整个女性群体，不过理学在宋代毕竟没有取得独尊地位，因此这一时期对于女性的禁锢仍未到顶点。正因此，以报国的英雄形象示人，使得当时读者受众群体在浸润贞操观念的同时，接受西施的感情脉络，就亦在情理之中了。不过人无完人，尽管已是这一时期在主题上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作品，梁辰鱼的创作仍然存在了一定局限性。比如，西施虽然被迫献吴，但心中始终一心一意爱慕范蠡，这也符合了心理意义上的贞节性；又如，范蠡对西施感情的逐步减弱，带有政治性的取舍，最后带西施泛舟五湖，也是担心越国重蹈红颜误国之覆辙，家国责任凌驾于个人情感之上，其中可以看出作者观念的局限性。结语由此可见，范蠡与西施的结合并非偶然，而是两者都满足了古人心中最佳的才子、佳人设定，除此之外，因为两者的故事都是虚构而来，也就在这样的故事勾画中避免了因为尊重现实而出现的一系列限制，反而能够更好让古人借此展现当时对于男女情爱的价值观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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