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历史中狂放不羁的侯方域侯方域，出身于商丘侯氏，这个家族历代显赫，且与东林党关系密切。明末政局急剧动荡，党争尖锐激烈，侯方域祖父侯执蒲、父亲侯询、叔叔侯烙都清刚方正，与阉党势如水火。也因此，他们父子兄弟相继遭到罢黜，一时有“商丘侯氏，东林党魁”之称，商丘侯氏也因此名震天下。崇祯十二年秋，22岁的侯方域前往金陵参加科举考试。此时的侯方域才名早播于公卿之间，与东南诸名士亦彼此钦慕，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合称“四公子”，共振复社。侯方域的为人，据载：“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合，辄吐出肝肺，誉之不容口，振友之厄，能不一吝千金。”磊落不群，狂放豪爽就是对他的真实写照。而且，侯方域除美才而豪、任侠狂放的公子意气之外，更重要者乃是他真正能使“一时文章、气节、经济之誉，争归朝宗焉”，他于家国鼎沸之际，心存澄清天下的救世意识；于群小当政之际，显示出痛斥魏阉遗孽的骨力风节。复社四公子被视为东林后劲，侯氏家族与东林党的历史渊源，使侯方域具有了积极用世、坦荡率直又爱憎分明的政治人格。《桃花扇》中苦闷落魄的侯方域《桃花扇》第一出《听稗》中，故事的背景虽然仍是侯方域南京应试时之事，但是却尽脱历史人物的那种调搅豪迈之气。侯方域一上场，便以名落孙山的书生面目出现，流露出的是羁旅之愁。侯方域自谓“自去年壬午，南闲下第，便侨寓这莫愁湖畔”，在仲春的季节，他羁留南京，因“烽烟未靖，家信难通”，“独为避乱之人”无“还乡之伴”。虽然他“先祖太常，家父司徒，久树东林之帜选诗云间，征文白下，新登复社之坛”，但仍然脱不了愁闷之感。当侯方域听说柳敬亭得知阮大城为崔魏逆党而拂衣离开阮氏时，他赞赏说“阿呀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该去物色的”在听过书后又叹道“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言语之中，虽立场鲜明，但仅是以“清流”自许罢了。批判党争：侯方域在《桃花扇》中形象转变缘由明代后期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由来以久，势力彼此消长。至明末，东林后进的复社人士和阉党余孽的斗争己水火不容，复社名流的党同伐异，及其势力的过分膨胀，使阉党余孽几无容身之地。阉党余孽阮大城在受到复社清流发起的《留都防乱公揭》的讨伐之后，被迫移居城南牛首山之祖堂寺，闭门谢客，以吟诗、作剧自娱“每夕与钾客饮，以三鼓为节，客倦罢去，阮挑灯作传奇，达旦不寐，以为常”。《桃花扇》第三出《哄丁》，写吴应箕和杨维斗、刘伯宗、沈昆铜、沈眉生等众社员，以及国子监祭酒、司业等在丁祭时，阮大诚也欲参与其事，主动和复社清流和解，却遭到复社人士的严厉哄打，吴应箕异常激烈，不给阮大诚悔过之机。复社清流的激烈行为，导致阮大城狗急跳墙，在第四出《侦戏》中，阮大城直接表白道“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呵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由此，剧作充分展现了复社清流名士与阉党阮大铖之间水火不容的争斗。侯方域当时正在南京，他虽然是复社人士，但是孔尚任并没有让侯方域参与这次虚构的哄打事件。这是孔尚任要把侯方域故意塑造成为有别于吴应箕的“中间力量”，并通过对侯方域的肯定，对明末被人为激化的党争作出否定的评价。在第七出《却奁》，孔尚任则直接写出了侯方域能破除门户之见，并写出侯方域也能对党争的后果有深刻了解，从而正面肯定了侯方域在党争上的不积极态度。（生）原来如此，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末）果然如此，吾党之幸也。可以看出，侯方域能破除严格的门户之见，这在晚明激烈的党社斗争中是难能可贵的，显然孔尚任是以肯定的态度来塑造侯方域的。侯方域和陈贞慧、吴应箕等其他复社清流不同，他能给阮大诚悔过的机会。侯方域在听了杨龙友为阮大锨的陈情后，颇想给阮大锨一个自新的机会。复社清流名士，孔尚任则对他们有着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他们的言行或直接或间接地关乎国家的安危、社翟的存没对于这些人，单纯有强烈分明的爱憎还远远不够，还要求他们能顾大局，有远见，见微知著、瞻前观后，能在国势危堕之时摈弃个人恩怨及党派门户之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赴国难。所以，像陈贞慧、吴应箕等复社名流，意气用事，大搞党争，强为己甚，孔尚任是有看法的。有鉴于此，孔尚任特意将《桃花扇》的第一男主人公设计成一位在家国危难之际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奔走国事、却于门户党争并不积极的人物，实在是大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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