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来对《桃花扇》之简单批评方式而显得单薄，具有表层性与分散性之特征。真正对《桃花扇》进行学术研究肇始于建国以后，无论在批评样式及批评方法上，还是在批评内容上，皆取得较大成绩。本章勾勒清代以降读者批评《桃花扇》之轮廓，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读者身份接受之差异性。第四章对后人改编《桃花扇》之作进行考述论评。现存晚清民国以来《桃花扇》改编本二十余种，本章对晚清民国及建国后的《桃花扇》改编本进行爬梳，探讨改编本之独特艺术特色，并阐述改编本出现之来龙去脉及其所蕴含之文化意义，从而展示《桃花扇》改编本呈现观众或读者接受中某些共性与基于改编者身份不同而带来差异性。
第五章论述各种文体创作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桃花扇》无论是思想精神还是艺术手法，在戏曲、小说、诗词、影视剧本等文体中皆可见其印迹。本章主要论述戏曲、小说、诗词及影视剧本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并对其接受所蕴含之意义进行评析。自孔尚任《桃花扇》问世以来，民众以各种不同方式对其进行传播接受。无论是在版本刊刻、舞台搬演，还是文本批评、仿效改编，甚至对各种文体创作影响，《桃花扇》于清代以降各个时期阶段均产生过较大之社会反响。
关于《桃花扇》清代刊本，康熙四十七年（）介安堂刻本为学界所公认之最早刻本，此后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西园本、沈氏本、兰雪堂本和暖红室本，乃为康熙以降各个时期之佳椠代表，其中又以暖红室本为臻。而各种《桃花扇》刊本中往往还载有序跋、题评及附录等这些附加文字，及学者们在笔记、诗词中显现与《桃花扇》相关之评论性文字，广泛地反映学者们接受《桃花扇》之审美取向及其各异之文艺观。清代乾嘉以降，《桃花扇》虽于氍毹上之生命力有所下降，但始终未退出历史舞台。
即便晚清民国以降，《桃花扇》以改编本形式呈现于各地舞台上，尤其被改编成话剧及各种地方戏，其改编本之演出间接受原著影响。而目前学界有学者指出，《桃花扇》“从康熙末年直至二十世纪前半叶除了乾隆年间有过短暂的恢复之外，它的传播和接受基本处于空窗状态。”而蒋星煜先生于《桃花扇并未绝迹于清代舞台》及《桃花扇从未被表演艺术所漠视——二百年来桃花扇演出盛况述略》中不仅指出《桃花扇》并未流于案头化，在清代舞台上一直在演出，而且于民国以后仍以改编本之形式进行演出。
民国期间，《桃花扇》基本上以改编本形式进行演出，包括汪笑侬、田汉、欧阳予倩、周贻白、周彦、麦友云等改编本。然而，目前学界对《桃花扇》在民国时期之演出接受状况基本处于“空窗”状态，迄今尚未对此时期《桃花扇》之接受状况进行过全面系统地探究，甚至未对清代各个时期观众或读者接受《桃花扇》进行阐述。至于各种文体创作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南京师范大学赵彦军硕士学位论文《桃花扇清代接受研究》第三章仅就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样式对《桃花扇》接受状况进行简单梳理，而尚未涉及其他文体样式。
因此，笔者认为，通过探讨《桃花扇》在清代以降各个时期之接受状况，不仅可以理解各个时期不同受众群体对《桃花扇》之审美取向，而且可以管窥到各个时期社会文化心理之发展轨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当然，历史是延续的。作为中国戏曲史上影响较大之经典作品，《桃花扇》所拥有之今天地位，与其在历史传播过程及民众对其接受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桃花扇》接受状况之探究，才真正揭开《桃花扇》在中国戏曲史上所处之地位及其所含价值之面纱清代以降，学者们对《桃花扇》接受多注重版本刊刻情况，而文本批评主要以诗词方式或曲话话语方式，这些方式多为即兴式抒发，未能形成构建较为完善之理论体系。
系统对《桃花扇》文本之接受肇始于二十世纪初，由于当时特殊之社会及政治环境，《桃花扇》所透露出兴亡之感与当时民众心境相契合。清末民初政治家、文学家梁启超所撰《桃花扇注》，实是自历史考证角度对《桃花扇》中所涉历史人物、历史常识等进行解证，并侧重剧中人物本事考稽，而梁氏引证之史料宏富，证据翔实，尤其注中亦多有评语。在某种意义上，梁氏注本之出现乃为适合当时读者阅读，并对读者理解剧作之时代背景、历史事件提供便利，亦为那些从事剧作研究者提供一定参考价值。但梁氏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评注《桃花扇》，鲜有从文学和艺术方面来进行论述，故其影响力并不大。
民国时期，《桃花扇》无论是舞台本还是案头本，始终在民众视野范围内出现，尤其经汪笑侬、田汉、欧阳予倩、周贻白、周彦、麦友云等努力改编成地方戏、戏曲及话剧，重新呈现于舞台上。深受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影响，建国前对《桃花扇》及其作者孔尚任之批评研究多从历史或政治角度着眼，徘徊于兴亡之感与民族意识之间。年于《岭南学报》刊发容肇祖《孔尚任年谱》，首次较为详细地叙述孔尚任生平经历，及其撰写《桃花扇》之原始本末，为后人研究孔尚任及其《桃花扇》提供极有价值之参照资料。
建国以后，研究者开始重视对《桃花扇》进行艺术分析，将批评范围扩展至作品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方面。马雍在《孔尚任及其桃花扇》中指出孔尚任具有“怀明反清”之爱国主义思想或民族意识，“借着对故国的追怀、对民族烈士的凭吊、对时政的讥讽来抒发他的民族意识”，此是“汉族反抗异族压迫的优良传统精神的表现”。由于《桃花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桃花扇》无疑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剧作”。当然，亦有与之不同之观点。如认为孔尚任既怀念明朝，亦肯定清朝。
《桃花扇》“在客观上是一部反映了爱国思想的作品”，但孔尚任“并不一定有民族思想”，倒是有“对清统治者的感激和歌颂”。此外，还有否认《桃花扇》具有爱国思想、民族意识之研究成果，并认为剧中“贯串清朝的正统观点”。“《桃花扇》从创作到演出，都符合于清初封建统治者的利益，适应了他们的政治需要”，孔氏“甘心处于供封建统治者驱使的爪牙的地位”，其“当时创作《桃花扇》的真正目的，乃是为如何巩固清代政权总结出两点历史教训，供其借鉴：一是必须坚决镇压农民起义；
二是权奸可以隳国、亡国。而后一点在当时又起到肯定清代统治的正统地位的作用”。此时期研究成果固然不可否定，但有些研究成果对《桃花扇》评价过高，从而忽视其局限性，如曹增祥《孔尚任和桃花扇》；而有些成果则偏重批判，尤其经过“反右倾”政治运动后，学界出现一些完全否定《桃花扇》思想内容及其艺术成就，不承认其文学史上应有地位之研究成果。
但接踵而来之十年“文革”，尤其“以阶级斗争为纲”之意识形态理论，造成《桃花扇》研究难以深入之局面，从而产生研究上断层。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桃花扇》研究才得以形成繁荣局面，一些著述及论文陆续出现，诸如董每戡《五大名剧论》、徐振贵《孔尚任评传》、施祖毓《桃花扇新视野》等，使其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大，呈现出百家争鸣之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