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的主题是什么怀念明朝还是拥护清

《桃花扇》一剧,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线索贯穿始终,以他们的悲欢离合,勾连起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和命运。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桃花扇》自序的主题。然而,“兴亡之感”感的是什么?各路人马争论不休,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说法:

民族意识说

这种观点认为《桃花扇》开篇虽然先“颂圣”,但孔尚任已无再为清王朝效忠的意图,而全剧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才是其真正的艺术张力。

洪昇在淮扬任上,见到了现实生活的磨难,这就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国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

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

拥护清廷说

这种观点认为孔尚任所要惩创的乃是清王朝君民之心,他希望清王朝以南明灭亡的痛史为借鉴,避免由“盛世”变为“末世”。唯其如此,他要尽力写出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这便是他历数“人”、“事”、“年”、“地”的含义。

这种观点认为“反清说”不成立,孔尚任在淮扬期间交游遗民、凭吊遗迹,并没有受到“爱国思想”的“洗礼”。从孔尚任与康熙的关系看,他们一直保待密切的君臣关系。康熙南巡,视察海口工程,孔尚任在淮扬任上迎驾送驾面君,并得到康熙赐宴一盒,赐果饼四盘的恩赏。孔尚任对此备感荣耀,写诗歌颂康熙道:

淮烟淮水万民迎,飞放兰挠夜不惊。天马逍遥官路大,黄河恬静御桥平。公然衰冕看花立,竟许渔樵近杖行。最是光辉人队里,龙颜喜顾唤臣名。

可见遗老、遗迹的影响并没有使孙尚任心目中换“主”。由淮扬返京继续任职时,康熙又命令孔尚任归曲阜,摹御书“万世师表”匾额。这在当时视为盛事,多人写诗称颇。不久,曲阜孔庙落成,康熙派皇子允祉前往告祭。孔尚任与衍圣公又一同迎送皇子,并得到皇子赐坐、赐茶。所有这些,都表现康熙与孔尚任亲密的君臣关系没有改变;孔尚任对康熙的态度未变。

悼明拥清说

这种观点认为:

“《桃花扇》回避了明末清初国内民族矛盾的具体描写,却不等于作者无视当时的民族斗争”。《桃花扇》揭露权奸误国的本质,是有利于表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从根本上说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但戏剧流露出明显的民族情绪,又有着适应清统治需求的一面。

如在《桃花扇》里,作者怀着深沉的感情,歌颂了抗清英雄史可法。在南明残局危如累卵的时候,史可法鞠躬尽瘁,独立支撑。《誓师》一场,孔尚任写他面对着动摇的三军,痛哭流涕,竟至哭出血泪。在《沉江》一场,他觉得“江山换主,无可留恋”,从容脱下官服,投江自杀。这些场景,展示了史可法忠于明朝的一片丹心,以及坚决抗清的意志,感人至深。

然而,上述细节,都是出于作者的虚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这里,作者不惜违背所谓“有凭有据,全无假借”的声明,想方设法避开史可法和清兵格斗不幸阵亡这一极难处理的场面,目的是要让坚持抗战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观众的脑海里。

洪昇在《桃花扇》中写道:“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菜根,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历史的经验,使孔尚任忧心仲仲,生怕他所依附的清王朝,有可能重蹈覆辙。在治河期间,孔尚任看到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严酷的现实,改变了他出山时盲目乐观的情绪。他对朋友说:“仆阅时事,较当年有天渊之异”。

至于导致朝政日非的原因,他认为是由于朝堂上出现权奸,为此,他主张在经济上“锄豪强,察利弊,减役均赋”,在政治上则要“除大猾”。大猾就是权奸。

孔尚任创作《桃花扇》动机之一,正是要通过揭露南明时期权奸结党营私,贪财枉法的罪行,引起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权奸的警惕和憎恨。毫无疑问,孔尚任所谓“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云云,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巩固清朝的统治。

历史沉思说

这种观点指出,任何亡国经验的总结,都是对新王朝而言,旧王朝已经灭亡,不存在吸取经验教训的主体了。孔尚任构思《桃花扇》的时代,距清兵平定浙江的鲁王政权、福建的唐王隆武政权、广州的绍武政权,都已经三十来年了;距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帝的被俘,也将近二十年;若以成书而论,则距清兵攻克台湾也已育十六年的时间。

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巩固,朱明王朝再没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如果我们认为《桃花扇》的主旨是在总结亡国经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孔尚任是在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而这,却又与剧中显而易见的悼明感情相矛盾。舞台上多次演出哭祭崇祯的场面,被清人李慈铭认为是“皆东塘自为之”。

所以,他不可能是悼明或者是拥清,而是一种历史的反思。

“《桃花扇》的深沉之处,只在于它摆脱了浅层次的功利行为,表现了时代的思考时代的情绪,蕴涵了比‘历史目的’更深的‘哲学性’”。

《桃花扇》追求的是富有哲学性的悲剧目的而不是历史目的。孔尚任只是借历史的框架抒写“天崩地解”历史巨变之后对士林群体人格的反思,成为吴敬梓的先导;对等级制度的怀疑动摇,士大夫支撑着封建的大厦,是社会的栋梁,但这栋梁已支撑不住倾斜的大厦了。

孔尚任不是要重建社会人格,为社会提供疗治的药方,他意识到传统道德已无力挽救社会的危亡。孔尚任是在用心灵感悟历史,借历史抒写心灵,写对人生对历史对社会的探求,充满天才孤寂之感和痛苦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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