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孔尚任写成传奇《桃花扇》，轰动了北京城“王公荐绅，莫不借钞”，连康熙皇帝也星夜传索剧本。可是，就在《桃花扇》蜚声艺苑的时候，孔尚任被罢了官，他带着一腔怨恨，回到了家乡。
孔尚任声称，《桃花扇》所写的“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他还开列了近百种和剧本创作有关的历史资料，说明这个戏是严格地按照历史事实写成的。
作为历史剧，不仅要描绘一定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还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历史作家应该在浩繁的史料中，分析和表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如此，オ能在刷本里揭示历史的真实面貌。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桃花扇》传奇并没有具体地表现出明末清初社会的主要矛盾，作者自以为“南朝兴亡，系于《桃花扇》底”，其实他所描绘的图景，和历史真实相距甚远。孔尚任声明，他要描述的是从年(未)到年子)五年之间的情景。
这五年，由明到清，是中原大地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时刻。应该怎样看待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呢?大家知道.明代从隆庆年间开始，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日益激化，经过几十年的。酝酿，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明末李四成起义就在中原地区进行着阶级大搏斗的时刻，满族地主贵族集闭乘机崛起。他们派人和陕西义军联系，说什么“诸公协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福贵共之矣。“遭李自成拒绝后，他们便和汉族地主阶级一些投降分子勾结，长驱入关。从此，社会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
清军入关清兵入关，其目标，显然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以爱新觉罗氏为首的满族地主统治权力。因此，他们一面追击溃败的农民起义军。一面睥睨江南，给南明流亡政府施加沉重的压力。
南明永历皇帝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各地农民起义军也改变了斗争的方针，提出联明抗清的口号。如李自成余部李过、高一功等，改奉朱明隆武正朔;张献忠的余部李定国、孙可望等，改奉朱明永历正朔。而在江南地区的一些地主阶级爱国人士，也联合农民奋起抗清。
典史阎应元，领导江阴人民英勇斗争，他到城门上写着:“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这集中地体现了汉族人民坚决抗清的意志，也表明了这一阶段，国内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反映这一历史阶段斗争生活为内容的《桃花扇》，恰好回避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整个戏，仅围绕着以马、阮为一方和以复社文人、市民大众为一方的矛盾冲突而展开。作者无情地揭露了南明君臣的劣迹，却遮掩着满清贵族铁骑践踏中原的血迹。当然，在清王朝已经建立起有效统治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孔尚任能够具体描述明末清初民族矛盾的图景，但作为历史剧，没有通过戏剧形象表现特定时代的主要矛盾，这毕严重地影响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桃花扇剧照据吴梅（现代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说“相传圣祖最喜看《桃花扇》，每至“设朝”、“选优”诸折，辄皱眉顿足日:“弘光!弘光!虽欲不亡，其可得乎!”看来，康熙喜欢这个戏的着眼点，也在于它揭露南明王朝的腐朽，有利于表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性。
康熙皇帝在这个意义上说，《桃花扇》确有适应清朝政治需要的地方。《桃花扇》回避了对明末清初国内民族矛盾的具体描写，却不等于作者无视当时的民族斗争，剧本字里行间，明显地流露出民族情绪。
桃花扇剧照因此，《桃花扇》又有着不适应清朝统治需要的一面。在《桃花扇》里，作者怀着深沉的感情歌颂了抗清英雄史可法。在南明残局危如累卵的时候，史可法鞠躬尽瘁，独力支撑。
《誓师》一场，孔尚任写他面对着动摇的三军，痛哭流涕，竟至哭出血泪。在《沉江》一场，他觉得“江山换主，无可留恋”，从容脱下官服，投江自杀。这些场景，展示了史可法忠于明朝的一片丹心，以及坚决抗清的意志，感人至深。
然而，上述细节，都是出于作者的虚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这里，作者不惜违背所谓“有凭有据，全无假借”的声明，想方设法避开史可法和清兵格斗不幸阵亡这一极难处理的场面，目的是要让坚持抗战的英雄形象，深深地印在观众的脑海里对那些降清的官员，作者的态度也是鲜明的。
当刘良佐、刘泽清提出把弘光送与北朝时，孔尚任就通过黄得功之口，骂他们“倒戈劫君，争功邀赏，顿丧心，全反面，真贼党”。当许定国、阮大、马士英之流决定降清时，作者则以漫画化的手法，把他们写得狼狈不堪，丑态毕露。在最后一场，充当清朝皂隶的徐青君奉命捉拿山林隐逸，他的上场诗是:“开国元勋留狗尾，换朝逸老缩龟头。”徐青君是明朝开国元勋英国公徐达之后，这一条“狗尾”的自找嘲弄，当时的观众定会感到十分刺耳翻开《桃花扇》，像上述那些暴露投降派的地方还有不少。
桃花扇剧照透过对投降分子的鞭挞，孔尚任表明了自己的思想倾向。在《桃花扇》里，孔尚任毫不掩饰自己对明朝的思念。他一再让演员涕泪滂沱地呼喊“大行皇帝”。卷二之末，他让崇祯亡灵在乐幡幢的引导下走上舞台。
卷四之末，又在舞台上树起崇祯的牌位。按照当时一个戏分两晚演完的惯例，作者这样的处理，分明要让观众在每晚离开场的时候，脑海里一萦回着崇祯的形象。
至于《桃花扇》的主题曲《哀江南》，更是集中地表现出怀念明朝的情感。这首曲子是孔尚任根据徐旭旦的套曲《旧院有感》改写的，例如曲里的〔驻马听〕徐作:野火频烧，绕屋长松多半消，牛羊群跑，买花小使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技奴叶当阶罩。谁酒扫，牧儿拾得菱花照。
孔改: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二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比较之下，可以发现，孔尚任对徐曲所作的关键性的改动，是把原曲凭吊旧院的情绪，改而为思怀故国、勾起观众们深沉的兴亡之感。在清初这一特定的历史范围里，孔尚任思念明朝，是他的民族情绪的流露。这种情绪，包括康熙在内的清初最高统治者，一直是忌讳的，康熙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这就表明民族问题是清廷感到棘手的问题。
当然，康熙也曾为明朝的衰败表示惆怅，也曾三番四次祭祀明孝陵。但这不过是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的一种手段，而绝不是要引导人们产生什么故国之思，把感情注入被爱新觉罗氏灭掉的明代。
孔尚任的《桃花扇》，却捧出史可法，捧出崇祯，鞭挞降清分子，抒发家国之恨，甚至还说出“建业城啼夜鬼，维扬井贮秋尸”之类犯禁的话，让观众掀起民族感情的波澜。
桃花扇剧照这样做，不可能符合清朝最高统治阶层的利益。道理十分简单，因为清朝虽说“为明朝报了大仇”毕竟是“图换稿”。在鹊巢鸠占的形势下，为旧主人扬幡招魂，只会使新主人尴尬不快。
何况，清初汉族人民一直利用明朝君臣的号召力来反对清室。史可法死后四年，“庐州人冯弘图起兵，假可法名”;另外，“有浙人厉韶伯者，尝入史可法幕，躯貌相类，复冒可法名，…破巢县无为州。”就在康熙执政的年代，天地会成立，提出“反清复明”，浙江张和尚起义，也自称是明朝的后裔。在民族问题依然十分敏感的时候，《桃花扇》却引起人们恋明朝的情绪，这难道会使康熙皇帝感到惬意?
我们知道，清朝是以满旗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汉满地主联合政权。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孔尚任拥护清朝的统治。这是因为，在明末农民起义打击之下，汉族地主阶级面临灭顶之灾，幸而清兵入关，汉族地主一部分人和满族地主勾结，联合镇压了农民起义使地主阶级专政能够重振旗鼓。
当要在农民政权和地主政权之间作出抉择时，孔尚任是按照阶级利益而不是按民族来确定自己的立场的，在《桃花扇》里，他一再诅咒“弑君罔上”的“流贼”，一再称颂为崇祯报仇的清朝这正是他的阶级感情最生动的流露。
桃花扇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