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连在哪家医院坐诊 http://baidianfeng.39.net/a_yufang/210826/9365422.html吴越争霸是春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范蠡西施又是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人物，关于二人的记载始见于先秦典籍中，其中既包括正统史学著作，又兼有诸子著书，但多为分散描绘。发展至东汉，《越绝书》、《吴越春秋》的诞生，是最初以吴越争霸为背景下范蠡西施有所交集的作品。此两部著作里，有关范西故事的过程与结局有所区别，是随着时代更替和后人不断加工创造，才演绎出了不同的版本，体现出多元化的
发展趋势，集大成之作为明代梁辰鱼所作《浣纱记》，是以完整书写、立体塑造、进步观念、崭新元素的集中体现。相对于枯燥的正史而言，两个人物在不同时期得到了不同意识形态下文人的塑造，他们的爱情故事虽都是虚幻的却更能生动体现古人的心理状态，尤其具有很大的历史研究价值。一、影响了男性的自我价值评判与理想寄托1、范蠡之政治才能成为男性的价值期望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样式，纵观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对其的记述方式及形象塑造也无不浸染着传统文化与政治价值观的色彩。范蠡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春秋战国时代，选拔人才多通过“世卿世禄”的方式，为官者多为官家子孙，只有贵族子女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平民阶级很少有机会改边个人命运。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学在民间”趋势的出现，普通人家的子弟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官员选拔制度的优化使得更多贫寒书生、底层子弟有了跨越阶级、走向高层、发挥个人才干的机会，因而，范蠡的传奇人生就被男性寄予了更高的期望，越国能够称霸一时，其中范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范蠡未发迹于贵族之家，从时人尽以为狂，到追随勾践二十余年的谋臣名士、后世记载中三散家财的“陶朱公”,凭借自己独到的智慧和谋略一步一步走向越国权力中心，这无疑具备了跨阶级的励志因素。从出身贫贱的平民阶层受到越王重用一跃成为德才兼备的治国名臣，他的人生经历也为古人所推崇，男性们也渴望通过自身的学习和努力，能够如范蠡一般具有睿智和远见，得遇明主辅佐，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之政治价值与社会价值。这也是为什么自古就有“诗能言志”的说法，许多志存高远的诗人也会借书写范蠡，表达逆境中怀才不遇之感，正如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即便早有归隐江湖之志，也希望能在建功立业实现抱负之后，再像范蠡一般功成身退、泛舟远遁。时至今日也依旧受到推崇。2、范蠡之超脱达观成为文人的精神向往灭吴之后的范蠡成为越国的有功之臣，照理正是大展宏图的最佳时期，但范蠡并没有接受这些触手可及的荣华富贵，而是选择了泛舟远遁，他曾言：“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认为越王其人只能同苦不能同甘，所以毅然舍弃眼下的荣华富贵也要保全自我之平安。这和同为灭吴功臣的文种形成了鲜明对比，范蠡写信曾劝他一起离开，但文种忽视了伴君如伴虎的危险，致使他落得赐死之结局。这种人生态度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以自身经历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超脱智者形象跃然纸上，范蠡不仅有着深远的眼光，还有能够舍弃一切的决心和淡然。二、影响了女性的审美评判与文人的女性形象创作1、对“美”之评判形成内外兼修的标准从范蠡与西施故事的流变过程看，文人创作对于范蠡的个人形象变动不大，大体沿着由谋略之才、政商传奇、为统治者服务的臣子，发展到追求自由和个体幸福的人的路线，总的趋势是正向的、立体的，虽然在部分作品如元吴昌龄的《陶朱公五湖沉西施》（已佚）、明高启的《范蠡宅》中，范蠡成为了杀害西施的“刽子手”，但这种形象的塑造基本符合了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2、对文人之女性形象创作产生影响戏剧传奇体裁的诞生，给作家书写提供了更大空间，在十部作品九相思的年代里，文人在对戏剧传奇进行创作时，书写男女情爱成为了他们的主要选择。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主线，作者在其中增加人物冲突情节，使故事具有可读性与趣味性，并借此展示思想主题。女性在这些作品中的定位多为“主内”，其人生经历与情感波折多不可控，且受到封建家长、门第悬殊、改朝易代等因素的阻挠和影响，让女性进入政治事件实属不相关的话题。如《西厢记》《紫钗记》《牡丹亭》中的女主角们都承担了情感抒发的作用，而与之相反的男性多去考取功名、征战沙场。另外元杂剧中“一人主唱”的结构也限制了这一题材中女性形象的写作发挥，剧中的女主角行为多有重复，真正把女性的政治作用与家国情怀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并形成一种创作潮流，开启于明清传奇。《浣纱记》就是其中时代较早、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通过男女主角的爱情串联起国家的兴衰存亡，在其中更多着墨于女子报国的大义以及建构更新颖的女子形象，成为影响传奇创作风潮的进步代表，也为文人之女性形象塑造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女性在文人笔下的性格、行为、形象、品德刻画逐步立体丰满。三、奠定了早期历史人物故事演绎的母题1、开启了原型再创造的先河中国古代文学中依托原型进行再创造的新形象数不胜数，但范蠡和西施的故事，作为早期故事流变的典型代表，深刻影响了文学演绎艺术的发展。从《吴越春秋》、《越绝书》，到[薄媚]《西子词》、《浣纱记》，这些作品都依托范蠡西施为原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人创作具备了崭新的面貌和情感寄托。原型的再创作，实质展现了文人共同的精神回归。虽然在面临原型材料时，不同的作者之间采用了不同的筛选与书写方式，对于故事情节的塑造和结局设定多有不同，但这种兼具个人主观性与集体统一性的创作，使人们得以通过常写常新的故事，返回美丽又广阔的精神家园。后世有许多类似描写爱情题材的作品受到范蠡与西施故事创作的影响，也进行了基于原型人物再创作的文学活动。譬如元代著名戏剧《西厢记》，是在唐代《莺莺传》的基础上，经过数朝演绎发展之后的集大成之作；清代著名传奇《长生殿》《桃花扇》，它们的故事情节中都体现出了在家国背景下聚散不由人的无奈，表面是在诉诸主人公之间相识相爱又分开，经历世间所有旷大而苍凉的离合悲欢，实则借个人书写时代与国家兴亡。这两部作品也是沿着范蠡西施故事演绎开辟的创作手法，在后世获得突破性发展的典型体现。2、创作模式的延续增强了作品的感人力量从单纯的个体描写到故事性情节的加入，范蠡与西施故事的创作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框架模式。而这种创作模式在其延续过程中，由于添加了各种新的元素，作品的情感力度因此得以加强。[薄媚]《西子词》中西施在完成其使命后香消玉殒，《浣纱记》给予主人公们一个喜剧意义上的归宿，创作了范蠡携西施双双归隐而去的美好结局，这意味着爱情与政治的双重胜利。尽管这些经过后世演绎的作品结局有所差异，但都具备了悠长的余味。结语范蠡西施的故事演绎正是文人运用各类文学体裁，基于真实历史中的范蠡西施人物原型，辅以作者的个人意志，进行复述或变更的一种文学创作。正基于此，我们便有可能将范蠡与西施的故事归纳进一个完整的流变体系中，而非将其孤立起来仅仅视为作者的个人创作。即便是古人臆想后的产物，一样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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